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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搅黄女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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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口头答应了爸妈不再去北京,却偷偷给北京那边的HR打电话。可当我报上姓名,HR突然笑了,说:你爸已经给你辞职了啊。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183个故事

“我能来北漂了。”2015年初一个寒冷的下午,孟欣在电话里告诉我。接电话时,尘土飞扬,我正在出租屋里打扫卫生。

孟欣是我大学阶段关系最好的朋友,比我晚一年毕业,长得娇小玲珑,说话轻声轻气,是个典型的江浙妹子,我从未见她和别人发生过争执。

临近毕业的半年里,她面试了数十家企业,大多是互联网公司。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每当遇到特别称心的岗位,她很容易发挥失常,像中了什么魔咒。这半年,她无数次哭着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北京的生活,然后吐槽自己求职的心酸。

只有这次是幸福的眼泪。她在电话里说,没想到如此幸运,自己能以应届生的身份来到北京。那家公司是国内排前几的视频网站,员工待遇好得出奇。

这不是孟欣在毕业季拿到的第一个offer了,此前,她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丰富的实习经验获得过三个工作机会,分别在离家不远的上海、杭州、苏州,都是金融公司,应届生就能月薪过万。可她统统拒绝了。

对此,孟欣的爸妈很不理解。只有我知道,她一直想来的地方是北京。

“你真打算来北京啊?”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毕业前,孟欣的妈妈多次提醒她找工作不要离家太远。

“当然。”她没有丝毫犹豫,“我最向往互联网行业,薪酬高,发展空间大,团队年轻有活力。北京虽然离家远,但离家远也有好处,我从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自由。过去受家人管束的日子实在过腻了。”

接到孟欣电话的那会,我也刚北漂不久,放弃了南方一个二线城市安稳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图书公司上班,每月的薪水刚够支付房租,对接下来的北漂生活充满了迷茫。

我劝她做决定谨慎一些,追求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毕竟她的选择还有很多。

一个月后,孟欣告诉我,北京的那家视频公司通知她做入职体检,她买了周三下午到北京的车票。那一周,我妈正好来北京开会,住进我在后海附近租的一居室。孟欣怕三个人不够住,提前在网上预定了附近的胶囊旅馆。

5月的北京暖风拂面,无云的蓝天下,孟欣撑着刺花洋伞、着一席素色长裙出现在胡同深处。我提前下班陪她去胡同口的旅馆看住宿条件,一路上她滔滔不绝,说喜欢吃北京的卤煮,老胡同逛着很有感觉,那家视频公司也很棒,团队成员多是北大清华技术男,上司年轻帅气,面试她的时候似乎对她很有好感。

到了住的地方,她报出预订单号,服务员把我们领到一间大屋子。这间大屋子里包括很多格子间,每个格子间只占半层,刚好放下一张床。孟欣惊恐地看着属于自己的格子间,把脑袋探进去。“里面倒是挺干净的,但空间太小了,很像狗窝啊。”

想到孟欣跟我一样从小娇生惯养,是爸妈捧在手里的宝贝,住这里实在不妥。“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住处,与其每夜120块住这里,还不如住我那儿。”我租的房子60平米,住三个人也不算拥挤。

她思考了一会儿,取消了先前的预订,回去的路上还有点依依不舍。“小是小了点,但我来北京就是体验生活的啊。附近有300多一夜的,但我觉得都没那儿有意思。”

我妈得知孟欣要来,特意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毕竟是五十年代的老房子,木地板开裂出一指宽的缝隙,厕所小得可怜,我怕被她笑话,上楼前反复强调二环内房屋的破旧。没想到,当孟欣走进房间,惊呼我住得条件好。

“你也太奢侈了,一个人租一套房子,还是在二环内。我都打探过了,北京的租金贵得惊人,我打算租到安河桥北,宋冬野歌里唱的多好,那里一个月租金也就一千出头。”她不知道,歌里的安和桥和安河桥北并没什么联系。

晚上,我跟我妈、孟欣一起在后海边散步。我妈年轻时来过北京,有些感慨地说对北京的一草一木念念不忘。“如果时间倒流,也许我就不回老家,留在这里独自打拼。真羡慕你们还有大把的好光阴。”

孟欣问我这几个月到北京的体会,除了工资低,我还真说不出有什么不好。各种话剧、展览、聚会,各色各样、吃不完的美食,都是北京对我的吸引力。互联网公司节奏很快,不比我们图书公司,我提醒她。她说自己对吃苦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实在受不了,可以回家。

不过,她手机接连振动,一次次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走到后海边的一张石凳旁,她突然坐在上面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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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妈反对我来北京。”她啜泣着说,“刚刚我妈发微信说,他们坚决反对我来北京。”

“可是你已经来了,他们不知道吗?”

“我一直瞒着他们,来的路费都是找同学借的。”我突然想到拥挤的胶囊旅馆,看来她并非只是要体验生活。

电话又一阵阵响起。她颤颤巍巍地从石凳上站起来,试图避开我们接电话,我依稀听到她用轻柔的吴语在争执。后来,争执被哭声取代,她哭得说不出话了。

我们走到后海一处僻静的地方,她说自己无法说服父母,他们太顽固了,根本听不进去她的意见,执意让她回家附近的城市上班。

孟欣是家里的独女,有一位当中学老师的妈妈,从小到大,家人对她管教严格,穿衣打扮都要审查,大学四年加上读研的两年,从不允许她谈恋爱。

大二那年,孟欣班里的一个男生对她特别殷勤,虽然她不怎么喜欢那个男生,但感情世界里懵懵懂懂的她,很快接受了对方的追求。一恋就是三年,直到毕业分手,孟欣对父母只字不提。

那时,身边的朋友都大大方方地恋爱,唯有她是地下恋,她在约会中常常被老妈的监控电话搅乱心情,却依然一副乖乖女形象。我们都费解她是怎么伪装下去的。

后来,我们一帮同学玩真心话大冒险,问她为什么不把恋爱的事告诉父母。她说父母管得太多,屁大点小事都干涉,更别提恋爱了,一旦被他们知道,保证天天打电话提醒她做好安全措施,千万不能怀孕;强行灌下诸如《女孩子不得不看的10条建议》、《什么样的男人不能嫁》这类鸡汤。他们实在太麻烦,总有交代不完的话和操不完的心,一场简单的恋爱绝对被搅黄。

“这次,我不会听他们的。”她望着酒吧和人海交错的方向,坚定地说。

第二天,孟欣去新单位跟人力确定具体入职时间,看来她心情不错,一路上发来很多照片:在地铁上看到的人、路边的树、某个稀奇的建筑。还在微信上喋喋不休地介绍一路的风景。

中午,她找到一家网红餐馆,看到那家店的招牌——烤羊排,特别馋又不敢点。“太大份了,够三个人吃,下次找个时间一起来。”

那天下午,她去安河桥北找中介看了房子,一口气看了七八套,差点跑断腿。斟酌考量后,她打算租在地铁口的一个小区,三室一厅中的一间次卧。那套房子的合租室友相对理想,也是中关村上班的女白领,屋子收拾得干净亮堂。

她跟中介商量价格,把这间屋子的月租金压到1800,对方让她尽快付款签协议,说现在正值换工作的高峰,房源紧俏,现在不定下来,看好的房子扭头就可能被别人租走。

她打电话给我,问我借一万块钱,房租押一付三,加上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要先付这五个月的房租——将近一万。我每月入不敷出,手头闲置资金不足三千,哪里有钱借给她,于是给她出主意,让她向家人要。

她爸妈一听她要借钱,气不打一处来。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北京租房,你不知道女性独居多容易出事吗?”

“你生活自理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还没上班就被骗走一万,你也太傻了。”

“别听那些狐朋狗友鼓动你北漂,北漂都是些没出路、家境差的人不得不做的选择。”

……

她垂头丧气地到单位找我,还没开口就哭得稀里哗啦,上午的兴高采烈荡然无存。被我安排在会客区,她家里又开始用电话狂轰滥炸。原来,经过家里慎重商议,孟欣的爸爸决定动身来北京,帮女儿考察一下心心念念的好公司。

下班回家的路上,她轻声问我:“你猜我爸准备怎样?”

“毕竟是你的事,他也许只是想来看你。”我宽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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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欣的爸爸到北京后,并没有来看望女儿,手机是关机状态。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爸到北京就直奔那家公司,打听到她部门所在的楼层,开展了秘密考查。

这位忧心忡忡的大叔看着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想象着女儿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打算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就在午间休息时分去楼道里坐着。

楼道有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他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短发女孩子在抽烟,心生厌恶。孟欣爸爸最见不得女孩子抽烟喝酒,觉得不成体统。想到自己的女儿将和这样的人共事,他有些震惊,仿佛女儿正在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

等抽烟的女孩从他身边经过,他拦住女孩,语重心长地问起她的籍贯、年龄,以及在公司的职位。女孩是东北人,大大咧咧,毫无防备心,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他。当得知女孩跟自己的女儿同龄,且同样是做产品经理,他灰心丧气。

本来想替女儿了解情况,秘密考查下女儿心仪的公司,结果竟然撞到有女员工在抽烟,这一点突破了孟欣爸爸的底线。

于是,在未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孟欣爸爸找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替女儿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offer。

他跟一头雾水的HR说:“我的女儿不适合你们的公司文化,我们不打算入职了。”

之后,孟欣几乎同时接到人力资源部和她爸的电话,公司那边跟她核实情况,而她爸也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在那里的见闻。

“欣欣,你怎么找到这样的工作?同事尽是些女流氓,抽烟、跟陌生人合租房、染发,还有人纹身。好好的姑娘,把自己糟蹋得不像样。我看你那些未来的同事都来自社会底层。我跟你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早年从农村出来,现在好不容易给你创造那么好的家庭环境,就是希望你能过得幸福。但是你太伤我们的心了,竟然堕落到北漂。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沦落至此。”孟欣的爸爸在电话里不停地抱怨道。

电话这头,孟欣仿佛遭到晴天霹雳,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放下电话,她呆呆地望着远方。“全完了,全完了。”她像默念咒语一般。以至于公司HR打来电话,她都不知如何答复,惶恐而又匆忙地挂掉了电话。

在她离开北京的那个下午,我们一起去了798,她举着手机全神贯注地拍摄蓝天,把最满意的一张放在了朋友圈上,并配上这样一段话:

这样的好天气,记得曾出现这样的我。再见,姑娘。

我以为她提到的那个姑娘是我,就劝她不要难过,我们还会见面。谁知她突然删掉了那条状态。

我问她之后的打算,她说回去以后还会跟公司那边解释,说她还愿意来,除此之外,她会努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放弃对她的过分保护。

“我不可能永远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我是个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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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欣走后的半个月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孟欣。

她大哭着对我说,自己被禁足半个月了,手机也被没收,现在这个电话,是她偷跑出来借了邻居的手机打过来的。

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劝她不要和父母对着干,尽量和平解决问题。

“他们坚决不许我来北京,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该怎么办?”

她一遍遍问我,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几个月后,她口头答应了爸妈不再去北京,却偷偷给北京这边的HR打去电话。当她报上姓名,对方HR突然笑了,说:“你就是那个你爸替你辞职的姑娘啊,你的岗位我们已经找到人来接替了。”

孟欣如父母所愿,回到家乡的银行上班。试用期月薪只有1600块,与最初承诺的十多万年薪相去甚远,她节衣缩食,仍不得不依靠父母每月打到卡上的钱租房。银行人际关系复杂,她常常看不透端倪,因说话不温不火、做事慢条斯理,入职不到一个月,她被领导指责做事不够干练,显得很没能力。

她常常打电话给我,抱怨对生活的失望。她说在家乡并没什么朋友,对工作内容提不起兴趣,银行职员三点一线的生活使她变成了最不喜欢的自己。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去年房价暴涨之际,家人为孟欣在省城买下一套90平米的住宅,希望她在省城扎根。有了房子的她依然郁郁寡欢,感到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她甚至不再像大学时热爱画画与写作,只知道每天宅在家刷剧,或是埋头研究奢侈品包和各种昂贵的化妆品。

我问她为什么连过去的小爱好都放弃了。她说,依然想来北京工作,但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的青春在离开北京的那个下午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日子过得太认真,会想流泪。我不想跟现实作斗争,与其碰得两败俱伤,还不如关注包包和化妆品。这些东西虚幻而又浅薄,却总能抚慰我的心。”她给我发来一个女包的淘宝代购链接,让我看一下款式。

这样的链接,她每天都发给我一二十个,我知道她再也不会来北京了。


作者王清洛,现为图书编辑

编辑 | 王大鹏


本期故事推荐:离开北京从来不是我的选择,七年北漂说在大城市扎根的困难。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死亡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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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正在外面玩耍的我叫回来,告诉我:“有人要你的命。”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84 个故事

二十年前,计生人员找到了小姑的藏身地点。他们把她从屋子里拖了出来,送到镇卫生院,强行打掉了她怀了四个月的孩子。

小姑在楼上哭得死去活来,姑父发誓要找出是谁告的密,要那家人断子绝孙。没过几天,大姑急匆匆跑回娘家,她和小姑嫁在一个地方,走得很近。她是特意来提醒我妈的。“你要小心,他的孩子被打掉了,听说是你告的密。说要让二哥断后,要二毛的命。”

母亲听到这话,吓得六神无主,立马将在外玩耍的我叫了回去。

“你不要吃小姑父给你的任何东西,包括别人给你东西,你都不要吃。”

“为什么?”

“他们想要你的命。”

“为什么?”

母亲迟疑了一会,说了出来。

“你小姑的孩子被打掉了,说是我告的密。”

我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母亲已经把姐姐跟妹妹也叫了回来,让她们也要小心,还专门嘱咐姐姐要看好我,叫我不能随便吃人东西。

从此,小姑父成了我的“敌人”。

那几年,父亲在外工作,留在家里的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小姑小姑父每次回娘家都板着脸,母亲也都会心怀戒备,提醒我不要接触他们一家。凡是和小姑父走得亲密的,她都叫我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走后,母亲会把家里所有器具重新清洗一遍才敢使用。

当时计划生育抓得正严,可依然改变不了村里人有了男孩才算是后继有人的观念。为了躲避罚款,躲胎现象越来越多。镇里鼓励举报,如果发现隐瞒不报的,打屋拆房,牵牛赶猪,全家人跟着遭殃。

小姑躲躲藏藏,怀了几次又流掉,只为有一个男孩。小表妹也跟着小姑东躲西藏,吃了不少苦。失去了孩子的小姑跟小姑父,有一千个理由对我们一家恨之入骨。

母亲对有关死亡的信息听得特别仔细,也常说给我听,要我小心防范。当时流传着一种名为“放点”杀人的传言,据说只需跟想要杀掉的人接触一下,隔一段时间,被“放点”的人就会悄无声息地死掉。

我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可怕,加上小姑父学过一点医,想要加害于人比常人容易。那段时间的小姑父,看上去很像要“放点”的人。

每次小姑父从正堂走过,我的神经就会紧张起来。看着小姑父的脸,我好像看到了针头跟毒药,就会赶紧躲进屋子,不敢出来。

在母亲的保护下,我仿佛成了某个重要人物,许多人都要对我下毒手。我要防范的人越来越多,也慢慢习惯于和其他人保持距离。

“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爱说话。”

“他以前挺爱说话的,就是这两年开始,不怎么爱说了。”

三年过去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的下手害我,对告密事件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就斗着胆子问了起来:“那到底是谁告的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她自己走出去,没有躲好,被别人看到了。”

昏暗的灯光下,正在织毛衣的母亲头也没抬地回答我。明显,这个答案并不能让我信服。而我的“敌人”小姑父,却越来越让我感兴趣。

三个姑父中,大姑父走得早,二姑父沉默寡言。也许是时常关注小姑父的原因,虽然他曾说要加害于我,可我还是觉察到了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我想接近他。

小姑父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了一名赤脚医生。他玩心很大,时常做点卖蛇生意,晚上还会去山上逮逮兔子。每当我听到堂兄表哥跟着他出去打猎的时候,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也想跟着去。可心里总是对他有所忌惮,况且母亲也不会允许。

十岁前,我唯一一次去过小姑父家,是大姑带领我们这些子侄辈去他们家玩。那天玩得太开心了,一不小心头上的帽子滑到了炉火上,烧坏了大半边。姐姐骂了我,她觉得我太调皮了,小姑他们并不喜欢我们。可我发现,我的敌人没有那么可怕。

慢慢的,母亲不再告诫我不准接近小姑和小姑父,虽然也没有说可以放心接近他们。

十多岁后,读初中的表哥会不时地来我家住。我老早就盼着自己能当一回猎人,跟着小姑父去打一回猎。这一次,我终于跟着表哥去了。那天天气很冷,山上结了点冰,小姑父栓上他的猎枪,牵着他的几条黄狗,我跟表哥跟在后面,一起朝山走去。打猎的人很多,不时能听到山上传来狗叫的声音,是它们发现了兔子。黄狗们在林中窜来窜去,认真搜寻着猎物的踪迹。一只兔子突然从茶树底下蹦了出来,瞬间感觉有十几条狗从我两臂蹦过。和姑父在山上打猎,让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从那以后,我见到小姑父,不再有任何戒备。我终于可以像别人家的孩子,能跟亲人亲密无间了。

没过多久,小姑生了一个男孩,小姑和姑父高兴了好几天。孩子的黄疸升高,小姑父仗着自己学过医,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镇卫生院看了一下就自己回家给他输液。孩子的黄疸降不下来,一直黄皱皱的,眼睛也迟迟未睁开,手脚很少蠕动。他们这才想起去上级医院治疗,却已经晚了。治疗没有效果,小姑小姑父已经不抱希望,将孩子交给了奶奶。

小姑和姑父的脸色又阴沉起来,母亲也再次提醒我要小心。我不怕小姑父,但怕那个孩子。我很少进奶奶那间屋子,那个小孩给我的恐惧胜过了小姑父,我觉得他跟我有某种关系,他活着,我才能活着,他不好,我也不会好。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他。

奶奶每天在他脊背上按摩,反复说着:“只要过了一岁就好了”。可那孩子一直没有好起来。到了两岁还是走了。

小姑跟小姑父一直在求子的路上。算命的说他们还会有一个女孩,才能怀上男孩。还真被他给撞上了,没多久小姑就怀了一个女儿。我高二那年,他们终于生了一男孩。从此小姑跟小姑父变得开朗了,回娘家的次数也多起来。他们走到哪都乐呵呵的,母亲的精神也放松下来。

他们终于走上正轨,得到了解脱。可我的人生轨道早已经偏离。中学之后我一直有交流障碍,很难开口和人说话,朋友也很少。母亲给我的小心陌生人的告诫还停留在我的脑海中。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去北方上学。我一心只想远离整个家族。刚进大学那会,我和一个老乡关系还不错,常跟她短信交流。我听说她跟人出去玩,立马给她发了一条:“你要注意呀,外面坏人多。”她回来后找到我,说我怪怪的,让她感到害怕。

今年端午回家过节,我打定主意弄清楚这件事。临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汽车在乡间公路打着远光灯前行,穿透了茫茫黑夜。

回家吃过晚饭,我终于再次问了出来。父亲点了一根烟,烟头忽明忽灭。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母亲,终于决定讲出来。

“你不记得了吗?你爷爷过世,你小姑跟小姑父都没有来。”

“是你爷爷告的密!”母亲补了一句。

那一年,计生人员不知从哪听说了小姑怀孕的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小姑在哪,只好到家里打探。

“你们听谁说的?没有怀。”爷爷说。

“那好啊,见了人就知道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何必骗人呢。”

计生人员嗅觉灵敏,手段也狠辣,村里几户人家的房子被拆掉,让家里人心有余悸。大伯有些忍不住了,一次回家路上,他怂恿母亲去揭发,母亲不愿意。计生人员又来了几回,扬言再不将小姑的下落说出来,就要打墙拆房。这事他们是干得出来的。

他们走后,爷爷焦急起来,住了几辈人的房子怎么能说拆就拆。过了一夜,他把母亲和婶婶叫了过去,他派母亲和婶婶去查看小姑是否还躲在原地,自己去乡政府告密。事出之后,小姑父跟他母亲来闹,扬言要一命还一命。奶奶怕的要命,情急中就把这件事推到了母亲身上。

“这怎么能说啊,那是你爷爷。”父亲的话里带着只能如此的无奈。

我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们宁愿我受伤害,也不愿意讲出真话?”

他们只有沉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走的那天,我一个人站在分岔的小路上。望了望家乡的小河,看了看脚边的青草。这么多年的秘密,终于被解开了。


作者何路,现为公卫医生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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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最怕生错时代




 

中国大淘金1989:这座山里诞生了十多个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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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中国西部兴起了淘金热。美国记者詹姆斯·泰森当时报道说,那十年里,有40余万中国农民放下锄头,拿起镐头,离开村庄,从全国各地汇入“疯狂的淘金浪潮”。在淘金圣地可可西里,还诞生了“四大金王”。

西部淘金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186个故事

那是人们为淘金疯狂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家乡陕西的人们就四处开矿寻找金子。

有些关系户会聚在一起,凑钱入股到县城外边的汉江河里淘金。小团伙们拿着有政府盖章的开采证,带着冒着浓烟发出巨响的推土机,占领裸露的河床。“金窝子”越多,巨大的沙坑也越多,汉江河如一个皮肤生疮溃烂的病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西部兴起了淘金热。成群结队的青、壮年甚至老年人离乡别子,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前赴后继地涌向诱人的阿尔金山和可可西里。淘金热的高潮是在1989年,八千金农在风雪中陷入绝境,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进驻格尔木,兰州军区派出空军救援,一时间震惊中外。

我父亲看到别人淘到金子,得了大钱,眼红如火,便四处考察,也想一夜暴富。他先是去了潼关的几处金矿,在老板手下包活干的大灵娃和带着一帮人四处抢劫的佳娃热情款待了父亲,不到半月他意识到潼关鱼龙混杂,他这样没实力的人是站不稳脚跟的。

母亲极力劝阻父亲,说没有发财的命就不要强求,安心经营自家的小餐馆。父亲听不进劝说,很快就请了几个人,用洋镐铁锨在家门口的小河里挖沙淘金。一个月后,只收获三五克金子,连一个工人的工钱都不够。这之后父亲带人转战到我大舅家后山上的一块沙地,挖了七八天,一无所获。父亲这才黯然作罢。

1999年,我刚高中毕业,找不到事做,窝在家里帮忙经营小餐馆。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过着日子,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因为父亲入股了甘肃K县的一处金矿。

父亲是从信用社的孙会计那里得知那处金矿的,那天孙会计酒后说:“老李,我给你说个事啊!大灵娃不得了啊,要不了多久就成千万富翁了,他自己有十几万,在我这里又借了四十万,是K县金矿第一大股东。听说他们那个矿好得很呐!你莫在外面说哈,他们让保密。”

过了半个多月,父亲和大灵娃有说有笑走进我家。酒桌上父亲问大灵娃是否在K县开了金矿,他藏着掖着不肯说,后来见实在瞒不住了才道出实情。父亲直接问他还能不能入股,他说股东已经满了,并且大家都不同意再加人。

父亲又是恭维,又是倒酒,甚至搬出两家的深厚交情。酒过三巡,大灵娃坦白了:“洞子打了六百米,其实矿上的钱都快花完了,但还没看见金子,各个股东正在筹钱。我这次回来是找孙会计商量,想再贷十万。你要想入股还有可能。”

几天后,父亲和大灵娃去了K县。七八天后父亲回到家,兴奋地对我们说:“上面的洞子每个月都要送近六十斤金子下山,咱们的洞子离它很近,打出金子的可能性极大。他们已经答应让我入两股,我打算从孙会计那里贷十二万。”汉江河里,潼关山上,父亲没能实现的淘金梦,仿佛就要实现了。

又过了半个月,父亲把我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们家必须有个人在那里,不然人家就会当你不存在。你都快二十岁了,也不知道干啥,要不你去锻炼一阵子。条件虽然苦,但我和他们都混熟了,人家不会亏待你。”

那时我喜欢上一个邻村女孩,可她却看上别人并随之去了广东。我整日如丢了魂一般,想着出去透透气也好,就答应了父亲。

在矿上受过伤的“独眼”王叔叔正好要回矿上,便带我同行。我俩清早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汉中,转中巴经略阳出陕西,晚上八点多抵达K县县城。主街旁有一座三角形山崖,整齐如斧子砍成,周边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房。

王叔叔带我住进一家旅馆,遇见了金矿的股东孟叔叔和赵家五兄弟的老大、老么,三人正在打扑克牌。他们此次下山是采买日常食品、雷管炸药、机器配件。

次日早晨九点多,我和王叔叔上了一辆快要散架的小巴,沿着大河向大山深处进发。路上倏忽经过三几户人家,房屋皆是土墙黑瓦。中途有一截塌方,车被迫停在路边,我从车上下来站在路边的悬崖边,看见云雾在我脚下缭绕。塌方之处有家商店,有个矮个瘦弱的男子正插手站着门口,是大灵娃。我上前打招呼,他一脸严肃地回应了下,印象中他很爱笑,到山里却变了个人。

路一会儿就修通了,小巴继续在山里前进。下午五点左右我们下了车,走进一户人家。女主人给我们做了点吃的。

“凑合着吃几口,得在这儿住一晚明早才能上山,上山还有十几里路呢。”王叔叔说。但桌上的两个菜——豆渣和切成丝的四季豆,我都难以下咽。

天一亮,我们再次起床沿河徒步。我们先过了一座吊桥,而后进入一个个由乱石组成的迷阵。在河道狭窄处,有一座由几根木头搭起的小桥,我们再一次过河,开始上山。越往前走,路越陡峭,地形越险,这种地方也只有狂热的淘金者才会来。

王叔叔见我有些走不动,便说:“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下午两点多,我看见不远处一缕烟雾从山林间升起,王叔叔说那是矿上的炊烟。

那群山之间有一道百来米宽的夹缝,阳光都被遮挡,大白天也显幽暗。淘金者和他们的机器,就在这里寻找金子。山脚下的矿渣被堆到三十米高,一条灰白的小溪从矿渣堆上倾泻而下。

山脚下有三间屋,其中一间是女人们的住所兼厨房。往上三四十米,是股东刘兵住的屋子,旁边有个碾房,安置着一台没动过的碾子。这些房屋都是砍伐山木搭建而成,里面家具也是山木打的。

网络图|废弃矿山

山上有一面被炸出来的崭新崖壁,崖壁下方有个黑黢黢的矿洞,寄托了淘金者的发财梦。洞口空地上有一排工棚,再远一些摆着巨大的空压机,还有发电机。这两台机器运作起来,噪音震天,人们面对面也很难听清对方的话。空压机旁晾着一些衣服,大多没有洗干净。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乱糟糟的。

矿上的人喝的水都来自一个泡着腐叶的水坑,味道很涩。除了喝的水和木柴,山上的日常所需以及炸药、工具,都要雇背夫从山下背上来。好几吨重的空压机和铁碾子,几十个人一起花了五天,才运上山来。当时有个背夫砸伤了脚,矿上赔了几千块钱。

大灵娃安排我和刘兵一起住。我的床边就是那条灰白的小溪,湿气很重。为了祛除湿气,股东们让我吃大量的辣椒。刘兵以前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是股东里惟一的城市户口,百货公司倒闭好几年了,他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好的门路,直到萌生淘金的想法。

第一次在山上吃饭时,我惊奇地发现股东餐特别好,有很多肉食。工人们的伙食则差一些,工人们没有饭桌,一个个都端着饭蹲在地上扒拉。

那些工人里有我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当时他们各拉着一车石渣从矿洞里出来,他们认出我并跟我打招呼,我说,没真想到在这大山里还能相遇。

场面有些尴尬,不过他们很快就转身钻回洞子去了。

我戴着安全帽拿着手电进去过一次矿洞。那洞口比我高一点,往里走就大概只有一米五高,带我进去的股东陈远平身高有一米八左右,勾着腰才前行。遇到拉石渣的小车,我们必须把身体紧贴着洞壁,小车才能通行。

洞壁上都是棱角分明的岩石,很容易划伤。地面躺着一根长蛇一般的黑管子,里面是从空压机传过来带动钻杆的强气流。隔个十几米,洞壁上就有一个瓦数不高的电灯泡,由于电压很不稳,灯光时亮时弱。隔个一百米,安置着一个排换空气用的圆形风机,吹出的风凉飕飕的。

走了大概六百多米,到了洞底。新炸出来的石渣刚刚被清除干净,钻工用钻枪在尽头的山体上钻出了二十多个鸡蛋大的孔,炮工正往孔里塞炸药。

陈远平问:“下一炮啥时候放?”

浑身都是灰尘的炮工,手上捏着几筒炸药,转过头来说:“陈老板,下一炮在二十分钟后。”

陈远平用一把尖头的锤子,在石壁旁边敲了敲,借着手电光仔细察看,一边看一边发出轻微的叹息,最后还骂了起来:“狗杂种,你到底藏在哪里,跟我躲猫儿!”

我悄声问:“陈叔,你估计啥时候能打出金矿?”

他叹着气,说道:“这个不好说,金矿矿脉就一尺来宽,游移不定,可能就在很近的地方,说不定三几天就能打到,说不定三几个月、半年也打不到。”

算着时间,我们快步走出洞子。炮响后过了一会儿,工人们缓缓走进洞内,去清除新炸下来的石渣。每炸一次只能推进两米多,可要二十多车才能运干净那些石渣。

网络图|矿洞

我到矿上的第三天,股东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金矿的筹划者蒋道学。他曾在上面那个高产金矿包工,见附近金矿很好,也想赚这个钱,可他不便另立山头,找了大灵娃来牵头。

那天股东大会上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

赵家老大说:“是不是开矿的方向搞错了?”

陈远平说:“肯定没错,根据矿的走势就应该是这样开。”

“那为啥打了你妈几个月,连金子毛都看不见。”

……

大灵娃扯起嗓子喊:“你们两个莫争了,争有个球用,方向应该没错,继续照这样开。”

表面上看大家是在争论开矿方向,事实上是孟叔叔和赵家兄弟结成一派,反对大灵娃的安排,说他不把人放在眼里。

蒋道学先是静静听着,而后站出来打圆场,说:“先这样继续开,大家都别说了,一起烧香敬财神吧。”

蒋道学燃香,嘴里默念“财神保佑,财神保佑,让我们早日打出金子!”,随后举香过顶拜了拜,把香插进一个装满了米的洋瓷碗,最后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其他股东也跟着毕恭毕敬做完这个仪式。在财神的面前,大家的意志是统一。

股东大会那天起,山里的雨季开始了。雨量不算大,就是整日不停,山间比原来更加昏暗,帐篷里的灯泡整日都得开着。虽只是九月,下雨的山里已经冷得需要烤火。大灵娃巡工回来便挨到火堆边,脱掉棕色翻毛皮鞋,烤着他的汗脚,其他几位股东则时常围着火堆打牌。

一天中午,我发现孟叔叔和赵家老大不见了,便问大灵娃:“他们去哪里了?”

大灵娃一脸鄙夷,说:“去山下嫖婆娘了,这两个狗日的,几天不见腥,心里就躁得慌。”原来那二人各自在县城包养了“小姐”,隔十天半个月就下山快活一趟,矿上就他们两个好这一口。

矿上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愁眉苦脸,尤其是大灵娃。矿上每天都有很大的开销,金脉却迟迟未能找到,他总是很紧张。

雨下起来的第八天,傍晚时分雨量开始陡增。闪电时不时在林间落地,营地忽明忽暗,屋顶的帆布被雨滴砸得噼里啪啦响。

午夜两点多,我正在熟睡。突然,一声巨响将我惊醒。眼见我的床在向外倾斜移动,我赶紧起身,钻到刘兵的床下蜷着。而后比平时流量大几十倍的溪水,如一群野兽从山上往下冲刺,我的床被一卷而走,床下的地面塌陷成一个小的崖面。

正当我发蒙的时候,刘兵大喊:“快出来!没事了!躲在床下更危险!快!”于是我迅速从床底爬出,看见刘兵也是惊慌得不行。

这时大灵娃打着手电,在外面喊:“刘兵,你们没事吧!”

刘兵应声道:“没事,都还活着!”

我们准备去开门,发现门已经变形了打不开,刘兵从工具包里摸出一把斧子去砍门板。砍开门后我们惊呆了,石渣堆滑下来把门封了有一米高,只能爬出去。

大灵娃说:“其实水不算大,是石渣堆把水路堵住,才变成了泥石流。你们还算幸运,滑下来的石渣到门口就停了。如果石渣再向前,你们必死无疑。”

天亮后,雨转小。矿上只有我和刘兵的房屋受损,其他处所都无大碍,大家开始收拾残局,清理石渣,把没被雨水冲远的工具捡回来。此时我看见七八个人在溪流里捡石头,看起来干劲十足。

我问大灵娃他们在干嘛,大灵娃说:“那都是金矿石,从上面那个金矿冲下来的,捡一口袋我们付一百块。”我去看那些石头,大多布满了金黄的星星点点。

一场泥石流,带来了金子,一直未动的碾子转了起来。陈远平和刘兵把捡来的金矿石,投入碎石机的口中,几秒钟后就被碎成小颗粒。接着把小颗粒倒入圆形的碾槽,通过柴油机带动的生铁碾子,把石颗粒碾成石粉。同时不停地往碾床中注水,大部分石粉随水流冲出碾床。

碾了大概有七八个麻袋金矿石,碾床底留下五公分左右厚度的白糊糊。这时倒入一些水银,注水搅拌。水银“爱财”,只包裹金子别的一概不要。继续用水冲走多余的石粉,只剩下一层银色的膏状物,用纱布将之包裹捏成小圆球。之后用高温把熔点较低的水银蒸发掉,分离出纯金。三四天时间后,捡上来的石头,变成了锁在小保险箱里的纯金。

最后一道环节是运金下山,金子在金矿营地里很安全,但想要安全运下山就得颇费周折。以前潼关的金矿,经常有专门抢金子的团伙,那些团伙往往都带着枪,我家乡就有上百号这样的劫匪。为了安全地运金下山,矿上的老板会请人带枪护送。所以时常有人因为争夺黄金火拼,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听说矿上有了金子,父亲又去了一趟K县。山下到县城的公路因为塌方已经断了,车子进不来也出不去,心情急切的父亲是徒步进山的。看过金子后,父亲带着大难不死的我下山回了家。

网络图|矿中作业

一个多月后,父亲接到大灵娃的电话,获悉天大的喜讯:“我们矿上打出金子了,和上面的洞子一样好。”得知此事我们一家人兴奋得彻夜难眠,仿佛一堆一堆的金子,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父亲盘算着要再到矿上去看看。

正当父亲出发去K县前一天晚上,又接到大灵娃的电话:“完了,金矿完了,啥都没有了!K县副县长带着武警拿着冲锋枪,上山炸了洞子和机器,烧了工棚,还把我们带到县城关了起来,我们刚从拘留所出来。”

“不是说手续都齐全么?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

“哎!他们现在不认账了!不要脸啊!说是市里决定的,县上办的手续不合法,要收回重新拍卖。其实还不是看到金子眼红了!”

父亲心急如焚地说:“那你们先回来啊,回来大家商量商量。”

其实在打出金子之前,已经传出K县要整顿金矿的消息,只是大家没有足够重视,认为各种手续齐全,该打点的也都打点了,不会出岔子。找到矿脉后,股东们个个兴奋不已,说给工人们涨工钱,工人们听了每天二十四小时轮班,干得热火朝天。保险柜里的金子越来越多。

也就是在大家闷头干活的时候,那天上午K县副县长带着五十多个武警冲进金矿营地。一把把冲锋枪对着大家,让他们原地蹲下,说如果谁跑就朝谁开枪。

大灵娃挣扎着想和副县长讲理,一名武警一脚踢在他肚子上,他岔了气蜷缩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大灵娃屋里的小保险箱,也被端着枪喝令打开,已经提纯的十几斤金子和一批还没被提纯的银色小圆球,散乱地装在两个小布袋子里,全被收缴。

武警端着枪,说矿被查封了,让每个人收拾东西,除了身份证件,别的一概不能带走。之后,给每个人铐上手铐,手铐不够用,就地取材,用麻绳反捆双手。据说,上面那个矿也被查封了,两个金矿近百个“俘虏”,被送到县城旁边的拘留所关押了三天。那些人没被审问,只是被告知矿不能开了,让他们赶紧回老家。

回家后,大灵娃说托了省政府的关系争取把金矿要回来,承诺不管要回来的是金矿还是钱,都给“关系”分三分之一。他还四处放话,谁有办法帮忙要回来,也可以分那么多,股东们也四处找人。可到最后金矿也没要回来,据说被拍卖了。

整个金矿的资产只剩下一块金子,是陈远平私藏的。“我一看有武警来了,就把一块刚碾出来的金子塞进高帮皮鞋里。下山的时候我说要上大号,趁他们不注意把金子埋进洋芋地一个小坑里。从拘留所出来,我就赶紧回去找……”

那年除夕过后,家里餐馆生意不好,赚不了钱,父亲母亲在县城起早贪黑地做起来了卖菜的小生意,我经老乡介绍进了广东的一家电子厂。那些淘金者的遭遇,则各不相同。

孟叔叔回潼关金矿继续给老板干活,赚些辛苦钱。陈远平跑起了摩的,每天赚个一两百块,边养家边还债,结果在2008年被油罐车撞飞,死掉了。刘兵跟别人去关中承包修路的工程,听说也不容易。蒋道学好多了,他手下有一帮工人,亏掉的钱用两三年就抹平了。

2006年,我在上海工作。大灵娃打来电话说他在常州,想到上海看看我。次日中午,我去火车站接他。他穿得破破烂烂,背一个彩条布大包,像讨饭的。

大灵娃以为我在上海混得不错,想来投靠我,找份事做。到了上海才发现,我只是个小职员。我带他逛了逛上海,吃了些地方小吃,一周后,他黯然离开上海回了家。

前年回家,我听弟弟说,当年我们开金矿的那座山,一共诞生了六十多个亿万富翁。淘金热潮退去,除了那些真正的暴富者,更多人回到泥沙一般的生活中,就像做了一场梦。

作者李健,现为自由职业者

编辑 | 莫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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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帮、黑老大、性工作者:躲在深夜旅馆里不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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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189个故事

2001年,我的母亲在轧钢厂工作时,被一根铁丝打穿左眼,无法继续上班,只能换个营生。我们一家人在县城客运站对面盘下了一户门市,改造成了旅馆。这间门市上一户是卖电器的,我们就地取名“电器旅馆”。

旅馆很小,两层半的小楼里有九间客房,最上面半层是我们用砖垒起来的。

旅馆所处的位置是县城最为躁动的区域。对面的汽车站往返的大多是城西农村来务工的人,向西200米是火车站,坐火车的主要是生意人和外出上大学的学生。汽车站和火车站中间是县城最大的贸易街,人来人往。

开旅馆的十年里,我们遇到过半夜从二楼跳窗逃走的客人,来店里打砸的恶霸,还有无数次突击检查的警察。形形色色的人来造访,停留,最后离开。

如果说深夜食堂是人生千百种滋味交汇的地方,深夜旅馆就是底层人群的避风港,年少的我在这个奇妙的窗口里观察世界。

猴子

火车站有几个惯偷。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却没人去揭发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遵守着“不偷本地人”的原则。他们专偷往来的外地人,尤其是跑小买卖的。

他们之中有一个身形清瘦的男孩,外号猴子。小眼睛,总是探着脖子,背有点驼。也许是因为职业病,他从不用正眼看人,探出来的脖子总是在不停地四处扫视。

猴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一个女人来我们旅馆住一夜。那些女人大多来自火车站附近的歌厅、舞厅。她们画着浓妆,衣服上布满了鱼鳞般密集的亮片。

开始的时候,猴子总会做出凶神恶煞的表情,故意吓唬吓唬我,“小子,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来的次数多了,他和父母熟悉了一些,也会聊上几句。我母亲是个热心肠,总会像唠叨我们一样,时不时地唠叨他几句,希望他能早点找个正经工作。

“年轻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偷东西,早晚要出事。”

猴子大多时候不以为然,偶尔也会回两句嘴,“大婶,您别老说我了。你看就我这样,能干啥?谁要我?”

有一段时间,猴子好久没来我们旅馆,周围的人都说他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没人说得清,母亲听说他被警察抓走了,但被警察抓走对他们来说显然并不算什么事。

过了大概两个月,猴子又出现了,他更瘦了,身上的衣服像挂在晾衣架上,飘飘荡荡。他眼角带着结痂的疤痕,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双手一直插在兜里。

这一次他在店里住了两天,离店结账时,我坐在柜台里,看到他的右手食指从第二节指节处被截掉了。我当时正要接他递过来的钱,看到他的手时不由愣了一下,他注意到了我的神色,把钱放在桌子上,走了。自那以后就没再见过猴子,火车站附近的人也很少再看到他。

后来从一个小姐口中得知,猴子因为很久没偷到东西,就对一个当地人下手了。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本地的地头蛇,外号老大。没过几天,老大就带着人找到了猴子,废了他一根手指。

 

 

老千

我上次回家,和母亲聊起往事,想知道当年剁掉猴子手指的到底是不是老大,谁知母亲说:“是不是有啥用?老大在一家大酒店‘出千’(指赌博时作弊),被人从六楼扔下来,摔死了。”

老大这个外号没人知道由来,大家都这么叫。他长的有点像瘦版的张艺谋,刀刮一般棱角分明的五官,眼神里透着阴狠。听说猴子的手指是被他剁掉,这让我几乎不敢直视他。

老大本来混迹于县城里的麻将馆,被扫赌的警察查了几次后,就转战到各个旅店了。老大带了一伙人常驻我家旅馆后,店里的麻将房成为了他们新的赌博场所。

一伙人都是老大从西边一个乡里带来的。这伙人每天不怎么干活,就是不停打牌,通常在我们店里,偶尔别的地方有赌局也会外出。

“你成天不干活,怎么活啊?”有一天我爸见他又要出去打麻将,就随口问了一句。

“我这不是去挣钱吗?”他回了一句,就出门了。当天晚上,他叫了一些菜,买了一箱啤酒,叫上我爸妈和他的兄弟,吃喝了一顿。吃饭的时候,老大刻意对我爸说了一句,“看吧,老哥,我就是能靠这个挣钱。”

出千这种事,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这也是老大选择旅馆住店的外地人的一个原因。有时候为了降低外地人的戒心,他们会拉上我父母一起打。

老大做事不会太绝,有时候会故意输几局,赢了钱就请大家一起吃饭,而我母亲也会时不时地悄悄提醒一下客人,总体来说相安无事。即使有人真的动怒,看着老大和他的几个弟兄也不敢说什么。

老大有个习惯,一旦赢钱了,就会带个女人回来过夜。刚开始,还是不同的女人,后来带的女人固定了下来。到了晚上,经常能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喊声。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在打人,但母亲每次都教训我,“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操心”。

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我正在房间里看书,那边的叫喊声又出现了,这一次格外刺耳,没过一会,叫喊就变成了女人的哭喊,紧接着一阵硬物撞击的声音传了过来。

“咚!”“哐!”

这声音混杂着女人的哭喊声在深夜里格外清晰。

我有点害怕,但还是打开房门,走到院子里。盯着老大住的那间屋子。女人依旧在哭喊。我不敢去敲门,脱下了脚上的拖鞋,远远地砸到那间屋子的门上。第一只拖鞋砸过去,“哐”的一声,防盗门震了一下,屋里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院子里是安静的,屋里也安静。我在等屋里人的反应,屋里的人仿佛也在等我的反应,双方都沉默了。过了大概五分钟,屋里传出了女人小声的哭泣。过了大概十分钟,声音又变大了。

“哐!”我把第二只拖鞋甩了过去。

屋里屋外又安静了。然后,屋里传来了走动声,接着是开门声。老大穿着内裤和一件黑色的立领短袖走了出来。他往院子里扫视了一眼,然后看见了蹲在另一个房间门口的我。

我当时光着脚,蹲在房间门口的小地毯上,抬头看着他。

“你干什么?”老大明显有点生气。

“你们太吵了。”我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

“老子付钱了!”他没有解释,也没有歉意。

“那你们不要住了!”我压低嗓音说完了这句话,然后竟一下子哭了。

他看了我一会,没有说话,转身进屋了,那天晚上再也没有哭喊声传来。

老大出门以后,母亲去收拾房间,我也跟了进去。发现木板做的床头被什么东西砸出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洞。

丐帮

比起猴子和老大,行乞看上去是一份相对安全的工作。

有一天,母亲正在旅店里打麻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走了进来。夫妇俩看起来比较干净,特别是男的,穿着打扮十分气派,但那个孩子面黄肌瘦的,当时正值冬天,脸上冻得通红。

“老板,我住店。搓麻呢?晚上算我一个。”那男人声音洪亮,看到一群人在打麻将,神色兴奋了起来。

“就知道打麻将。”身旁的女人小声嘟囔了一句,被那男人瞪了一眼后,不再说话。

办好了入住手续,到了晚上,男人果然打起了麻将,女人和小孩则在屋里待着。第二天,男人一直在麻将桌上待着,而女人和小孩儿早早地出门了,一直到了晚上,女人和孩子冻得满脸通红地回来了,男人带着他们出去吃饭。接连两三天都是如此。

有天,男人依旧在打麻将。一个邻居把我母亲拉到了一边,悄声地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她在贸易街街头看到那个小孩了,那个孩子当时就跪在街头,低着头,前面放了一块板子,上面写着“父亲下煤矿出事故死了,母亲重病,求好心人帮帮我”。又有人说,那个女人在县里的另一个地方也跪着要饭,举的牌子也是“老公下矿死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还下了几场大雪,孩子就一直在那跪着,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心疼孩子,一直在想要不要报警,邻居们劝她不要多管闲事,“一个人一种活法,你挣你的钱就行了,你看那孩子和女的不都没逃走吗,你管什么闲事?”

母亲犹豫未决时,那“一家三口”已经退房离开了。

后来有一次,一伙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旅馆住店,大概有十人左右,带着一大堆东西。包里装着一些,还有一些竹竿之类塞不进去的就拿在手里。我母亲以为是秧歌队的,问他们,他们也支支吾吾地不愿回答。

第二天,这一伙人都没有出去,有两个人来找他们,在屋里说了半天话,傍晚又离开了。接下来几天仍旧如此,总是有两两三三的人来找他们,他们几乎不出门。

直到有天清晨,我被一阵喧闹吵醒。跑出来一看,那一伙人一个个披麻戴孝,拿着横幅和竹竿、木板什么的就出门了。我当时吓傻了,我母亲也有点不知所措,赶紧给父亲打电话,让他从单位回来。

父亲在县政府门口看到了这群人,个个披麻戴孝。其中几个妇女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打滚,男人们则举着竹竿,拉着横幅,旁边放着一个木板,上面用白布盖着一个人。政府门口聚集了一群围观者,过了一会,有一批警察赶到了现场。

后来那伙人回到旅店,人数还和刚来的时候一样。他们没待多久,匆匆收拾了一下就走了。

这可能是一场专业的表演。

 

 

小芳

母亲一个人经营旅馆太辛苦,就从山区农村里找来一个女孩帮忙,每个月给她发些工资,管吃管住。她叫小洁,来我们店里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她爸是个瘸子,她妈精神有点儿问题,还有一个在家务农的弟弟。

小洁并不漂亮,身材过分消瘦,皮肤也不自然的白,简单扎着一个马尾辫,用一个淡蓝色的手绢做头花绑着。

她看起来有些不健康,却也有一种病态美,经常一个人站在店门口,戴着白色的耳机听MP3。

有一天,小洁拿了一百块钱给母亲看,说这是客人给她的。母亲觉得不对劲,追问她。她一开始不肯说,被母亲逼的急哭了,才说有个客人占了她的便宜,事后怕她报警,就给了她一百块钱。

母亲气得半死,可客人已经离开,母亲便说小洁是被小芳带坏了。

小芳是之前常来我们店里接客的小姐。有时候有客人问老板有没有特殊服务,父母也会帮他们联系,然后拿一部分分成。小芳平时在附近的舞厅坐台,如果有活,就会来店里。她穿的很时尚,见人就喜欢笑。印象最深的是她特别爱吃雪糕。几乎每次她见到我,都会给我带雪糕吃。

初三那年,有一次我家旅馆快要关门了,小芳突然跑到店里,眼睛红红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刚想问她怎么了,母亲就把我拽开,拉着她进了一个小屋。隐约中能听见母亲说“你就不要干了”。

后来小芳几个月没有出现,听母亲说她回家嫁人了。可几个月后,小芳又出现了,母亲告诉我,那个男人骗走了小芳的钱,跑了。

小芳想要结婚,小洁最怕的也是结婚。

有天下午,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拄着拐的佝偻男人出现在旅店门口,他双手扒着门沿,探着头向里张望。

“你干什么!”下班的父亲刚好看到了这一幕,喊了一嗓子。

那人好像被吓到了,双手放下来抓住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的编织袋,用力地攥着,看着我爸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劲的傻笑。

“爸,你怎么来了?”听到声响的小洁从店里走出来,原来这是她爸。

“没什么,我来看看你。”她爸嘻嘻哈哈地回了一句,依旧堆着一脸笑。

小洁领着父亲进了房间,没过一会屋子里就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小洁的父亲是来带小洁回村里结婚的。因为她弟弟要结婚,家人想把她嫁出去换回一笔彩礼钱,但小洁死活不同意。

那天,他一个人拄着拐出了门。

过了半年左右,小洁的父亲再次来到了旅馆,这次还带上了她的弟弟。没人知道他们在房间里说了什么,最后小洁还是抹着眼泪跟他们回去了。

 

 

警察

我们经营旅店的十年中,警察来店里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突击检查。他们一般是检查店里有没有无证住店,有没有招嫖卖淫的。

有一天,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来住店,两个人看起来关系很亲密。母亲盯着人家看了半天。

“怎么了,老板,快给我们办理手续啊。”那男人好像看出有什么顾虑。

“哎呀,这是我爸!”女孩突然笑了起来。“不信你看我们身份证,姓都一样的。”那个女孩拿出身份证递给我母亲,母亲尴尬地赔着不是,然后帮他们办理了入住。

当天晚上,警察来查房,发现了这对父女,带回了派出所。到了半夜,那对父女才被放回来。

警察很多时候都在半夜突击检查,夜里两三点的时候,我们正在熟睡,突然旅店的卷帘门被“哐哐”地敲响,紧接着外面几个男人的粗嗓门传来,“开门,我们来查房,开门!”。

父母往往惊得一下子坐起来,赶紧穿衣服去开门。也因为如此,母亲那几年睡觉质量一直不太好,在夜里特别怕听见敲门的声音。

其实那些客人更怕这些声音,不论有没有犯过事,在大半夜,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着几个粗嗓门的“开门,查房!”,没有人不被吓一跳的。更不要说那些心里本来有鬼的人。

有时候,夏天特别热,我偶尔去有空调的房间里睡一晚。有一次,我关了灯,趴在床上,悄悄地看电视,正昏昏欲睡时,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听到一阵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是几个嗓门极大的声音,“都带证了吗?”“住了几个人?”然后是我爸妈小心翼翼回答的声音。

听到这里,吓得我赶紧起床把电视关了,钻进被子里装睡。

“这里面是谁?怎么刚才有光突然没了,开门!”一个嗓门喊着,没等我妈回答,另一个人上来一顿砸门。我有点不知所措,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

“别敲了,别敲了,我小子在里面睡觉呐,你别吓着他!”母亲的声音传过来,明显有点生气。

之后听见她找钥匙,开门。在开门的那一瞬间,不知道谁推了母亲一下,把她一下推到了屋里的沙发上,然后一群人涌进来,几个手电筒在屋子里晃来晃去,最后锁定在我的身上。

我半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他们,那刺眼的光照得我睁不开眼。

作者乔木,现为公职人员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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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毒战》:缉毒警以身试毒,终抓获黑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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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天华曾是北京市一名负责特情工作的刑警,1996年因工作染上毒瘾。之后,他又因贩卖毒品两次入狱。毒品毁掉了这位曾经的功勋警察。今天是国际禁毒日,防止毒品蔓延还任重道远。

 

 

成为警察是宋天华自小的梦想。十岁那年,家里失窃,丢了钱和粮票。因为门锁未被损坏,母亲怀疑是宋天华干的。面对母亲的责问,年幼的他一时辩解不清。

宋天华一直是亲戚眼里的好孩子,还在班级里担任了班干部。母亲的怀疑让他感到非常委屈。

大人们一所无获,只好选择报警。警察们拿着刷子在房间里刷来刷去,很神秘的样子。宋天华后来知道,那是在用刷银粉的方式提取指纹。案子侦破,证实是宋天华哥哥的一个玩伴所为。重获清白,让宋天华对警察这一职业产生了向往。

“那个案子不破,真会是自己一辈子的耻辱。让自己的亲妈怀疑。”

又过了十年,1983年,北京市公安系统公开招聘警察。宋天华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警察队伍。培训期间,教官觉得他身体素质好,脑子很灵,又爱与人打交道,将其分配到刑警队。

到刑警队报道后,宋天华整日泡在单位,基本没回过家。他天天待在值班室跟同事们谈案件,谈侦破的技术。“其实是等案子,随时待命。”

辖区内发生一起盗窃案,队长带上侦查员和技术人员去现场,因为摩托车坐不下,让宋天华留下值班。宋天华觉得很委屈。他觉得自己是新来的,队长应该带他去多学点东西。为这事,他躲起来哭了一场。

等待中,宋天华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1986年,一个流氓以喝水为由,入室强奸了检察院宿舍区的一名小女孩,并抢走一部相机。“居然敢强奸检察官的孩子。公检法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护别人。”宋天华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流氓。

当时电子监控尚未普及,除了小女孩没有其他目击者,侦查进行了十余天,一直没有明显进展,同事们都有点泄气。调查陷入停滞后,单位指派一名老刑警带着宋天华继续跟进这个案子,其他同事撤出。

两人的任务就是带着小女孩通过蹲守的方式辨认嫌疑人。这样的工作进行两天后,老刑警就放弃了。北京市这么大,蹲守无异于大海捞针。

宋天华不服气,每天早上六七点就带着小女孩出门转悠,哪里人多去哪里——上下班时间去工厂门口,白天去附近的小区和公园,晚上则去商场。蹲守进行到第40天的时候,碰上北京古城公园的消夏晚会。小女孩指着看台上一个穿着背心拖鞋的人说:“叔,就是他!”

宋天华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安置好小女孩后,他走到嫌疑人身旁,指责他偷了自己钱包,将其拉扯到附近派出所。然后,亮明身份。嫌疑人找宋天华借了一根烟后说,能不能放我回去一趟,我给你拿相机。

案件侦破,宋天华立下了第一个三等功。此后几年时间,他破获多起大案,成了警队中的明星。那时,宋天华隔段时间没有立功受奖,同事们就会开玩笑,说他“骄傲了”。

宋天华迷上了这份工作,家人也支持他。破获检察院强奸案的前几个小时,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回家。正在洗韭菜的母亲看到儿子回来后很高兴,说要做他爱吃的韭菜盒子。宋天华摆摆手:“妈你别忙活了,我就看看家里有没有事,没事的话我得马上出去蹲点呢。”

“你等几分钟,妈就给你一个人做。”老太太立马给宋天华做了几个韭菜盒子,宋天华吃完后匆匆出了门。

“那天哪怕多耽误几分钟,那个案子可能就破不了。我家老太太从来没有拖过我的后腿。”宋天华说。

家里人也开始操心他的终身大事。父亲给他介绍了同事的女儿,对方能歌善舞,双方见面后,宋天华也很满意。工作狂人谈起了恋爱。

警队工作比较忙,两人谈恋爱的时间多集中在晚上。女友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第一次约会时宋天华骑了一辆摩托车,她嫌太招摇,说以后要谈恋爱就只能骑自行车。

当时宋天华脸上有青春痘,女友调侃他:是不是因为长痘所以白天没脸见我。“可你穿制服的样子还挺精神的。”

谈了一年的恋爱后,两人结婚。1989年,儿子出生。

 

 

1990年,亚运会落地首都北京。

考虑到宋天华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讲义气、爱结交的性格特点,上级决定交给他一项工作:管理特情。通俗一点讲,就是从社会混混中筛选、培养线人,从中获取破案线索。经典港片中,对特情(卧底)这一角色有很多描绘。与影视剧中的形象不同,真实的特情工作没有那么多打打杀杀,却也常常游走于灰色地带。

宋天华很快把特情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亚运会开幕前几天,一名重犯从看守所出逃。由于事发时间敏感,警方很紧张。出逃的重犯进看守所前是一个流氓,和宋天华的一个特情相熟。亚运会开幕当天,特情告诉宋天华,重刑犯正和他待在一座山里。为了不打草惊蛇,宋天华指示特情通过请客吃饭的方式拖住对方。

当时,警队里大部分人都出去参加亚运安保工作,宋天华只带着两名同事进山抓捕。

进山以后,宋天华和同事分两路进行围捕。两名同事在一户农家门前截住了重刑犯,经过一番搏斗将其制服。

现场参与抓捕的两名同事荣立二等功,宋天华拿了个三等功。“当年一心只想着破案,对于荣誉这些不是很在乎。”

工作性质特殊,能破大案的宋天华获得了不少“特权”。那时,警察出门办案一般用摩托车,宋天华可以随时调用单位里的汽车。碰上重大案件,上级还会给他提供奥迪等豪车支持。

穿戴名牌,摩丝打得头发油光水亮,宋天华俨然一副黑社会大哥的派头。去单位时,他也是直接找领导汇报工作,同事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在一些年轻同事眼中,宋天华成了一个“传说”。

工作上如鱼得水的宋天华,在妻子眼中却成了一个永远“没谱”的人。有时说好了晚上七点回家吃饭,到最后可能一夜都见不到人。妻子怀孕期间,宋天华没有带她出去逛过一次。儿子出生以后,刚好赶上首都社会不稳定,宋天华天天出去执勤,基本没顾过家。

1996年3月,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在北京枪杀多名哨兵和警察,抢走枪支,举国震惊。此案被公安部列为当年1号案件,全国警方一时全力缉枪。案情通报下来的时候,宋天华正和特情在歌舞厅唱歌。单位用BP机呼他,他一直没回复,以为是普通的工作会议,直到后来收到一条讯息:局长让你速回。

“我意识到肯定有大事,拉着警灯十几分钟就赶回了单位。”宋天华说,平常局长见到他,都会跟他开玩笑,问他去哪里潇洒之类的。那天只是冷冷地对刑警队长说:把案情跟华子介绍下。

“我一看不对劲,队长跟我说,有人截了我们局的巡逻车,开枪伤了四个民警,我一听这事儿太大了,但这案子我也破不了啊,我还没那么牛逼。”宋天华说,领导是希望他寻找涉枪线索。

当天晚上,宋天华挨个约见自己的特情,很快就获得情报:朝阳区一个叫雪子(化名)的流氓手里有枪,晚上常在一家洗浴中心活动。

局长听取汇报后,让宋天华带上十个刑警、十个防爆警去抓人。因为动静有点大,宋天华去之前给当地有关方面打了招呼。结果去了以后,洗浴中心大门紧锁。

“当时我就给了自己一巴掌,肯定有人走漏风声了。”

 

图 | 宋天华的立功证书

 

抓捕雪子的行动失败后,懊悔中的宋天华又得到一条涉枪线索:朝阳区一个名叫黑子(化名)的人在吸毒时曾摆弄过手枪。领导指示他,无论如何要破获此案。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他决定自己先进行化妆侦查。

根据特情提供的线索,宋天华找到了黑子经常出入的地方——一个卖淫窝点,里面还有不少吸毒者。

他开着一辆车,先在外围进行侦查。当时是夏天,车内非常闷热,为了不惊动对方,他带着几袋花生米和几瓶饮料,在车里面一待一天,小便都在车内解决。一群带红袖标的老太太发现他的反常举动后声称要报警,这让宋天华哭笑不得。

外围侦查结束后,特情将其介绍给了里面的一个“大哥”。为了获得“大哥”的信任,宋天华给对方当了一周的司机。

“早晚接送他,他上车后啥话不说,直接坐到后排,暗中观察我。”一个星期以后,“大哥”下车时对他说了一句:兄弟,今天跟我进去玩玩吧。宋天华知道,自己通过了考察。

进去以后,宋天华发现里面的人刚吸完毒,都在眯眼休息。他不敢多说话,怕露馅,也假装闭目养神。过了没多久,脑后传来“啪啪啪”的响声,他猜测那是没有子弹的手枪击发时发出的声音。

“你他妈进来了啥话不说,也不像人家一样吸大烟,你是不是马子(警察)啊。”拿枪的混混扔过来一包海洛因。

来不及多想。宋天华学着特情吸毒时的样子,掏出烟盒,抽出里面的铝箔纸,开始制作吸食毒品的材料。完事后他用一块钱卷起一根烟管,假装很熟练地吸起毒。

“一般的人都用口香糖纸或者巧克力纸,我就用烟盒纸,让他们觉得我很牛逼。”宋天华吸完毒后还用匕首在自己的腿上划出一个十字,淌了一地血。这一斗狠的举动打消了对方的疑虑。

第一次吸毒,并没有想象中的快感。相反,宋天华感到头晕、恶心。毒劲上来以后,有一种想乱说话的冲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假装给小弟打电话,以讨账为名离开。

车开了不到100米,宋天华的腿就开始发抖,视力也变得模糊。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天亮才到家。

第一次吸毒的难受体验,让宋天华放松了警惕,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上瘾。此后,他多次潜入这个团伙打探消息,每次都会吸食一点毒品。

危险一步步靠近。察觉到身体的异样后,他以买枪为名引出里面的一名贩枪者,缴获一把手枪和20发子弹。卧底数月,只缴获一把手枪,这让宋天华感到很窝囊,不过他还是获得了一个三等功。

这是宋天华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最后一个荣誉。涉枪案件侦破后,他染上毒瘾。

家里也出了麻烦。

做特情工作后,常有地痞流氓找宋天华,这让妻子非常担心。有时候宋天华出差,半夜有人敲门,妻子开门后却空无一人。长期的紧张中,妻子患上了精神疾病。一次,妻子服用精神类药品过量导致昏迷,身体失禁,从床上到卫生间都沾染了秽物。

宋天华不在家,十几岁的儿子害怕得不行,一边哭一边帮母亲清洗身子和衣物。

患病以后,妻子总是半夜打电话到单位询问宋天华的情况,那是她唯一记得的号码。单位同事一开始不知宋妻有精神疾病。宋天华告诉同事,妻子受到了惊吓,如果接到她的电话,要么哄其挂掉,要么干脆不接。

涉枪案件侦破后不久,有一天,宋天华出差执行任务时感到特别难受,他开始不由自主地翻自己的包。半夜,他实在无法忍受,一路飙车赶回北京。他找到自己的特情,要了一点毒品,抽上一口后,心里的那股难受劲立马消散。

宋天华意识到,他必须要戒毒了。

1996年十一假期,他回了一趟东北老家,让几个亲友轮流看守他。头一天晚上,他闹腾得特别厉害,几个庄稼汉亲戚按不住他,他甚至将表哥的胸膛抓烂。此后几天,症状慢慢减轻,一个星期后,他感到对毒品的渴望没那么强烈了,又回到北京工作。

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戒毒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难。“大不了再躲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去嘛。”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吸毒者来说,身瘾易除,心瘾难戒。宋天华一直没离开特情的圈子,常与吸毒者混在一起,加上心理上戒备松弛,他很快陷入了复吸—戒毒—再吸—再戒的恶性循环中,对毒品的依赖越来越大。

深陷毒瘾麻烦后,宋天华去找队长谈心。

“你戒掉不就完了吗,你连死都不怕,这算多大点个事啊。”队长说了他一通,让他想办法戒掉。

同事们渐渐觉察出宋天华的异样。虽然还是一身名牌打扮,但他办事明显不利索了,一年到头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1998年,宋天华正式跟单位坦白,政治处派了一名民警跟他谈话。

“抽过吗?”

“抽过。”

确认宋天华吸毒后,单位安排他去戒了两次毒,但收效不大。由于毒瘾越来越大,他已无法胜任特情工作。

1999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宋天华所在的单位邀请了几家媒体,准备抓几个毒贩宣传一下禁毒工作。结果当天迟迟没有“战果”,领导找到宋天华,让他通过吸毒的特情下套,抓捕毒贩。

双方正在交易时,宋天华假装路过,从后面搂住毒贩的脖子想将其按倒。可他的身体早已被毒品侵蚀,抓人时力不从心。毒贩根本没使劲,一扭头,嘴里的烟戳到了宋天华的脸上。所幸赶到的同事及时制服了对方,一脸狼狈的宋天华默默离开。

这是宋天华参与破获的最后一起案件。2001年他被调至预审部门,2004年提前办理退休。

退休以后,宋天华开始去政府指定的地点服用10元一杯的美沙酮。美沙酮具有治疗海洛因依赖的作用,可减轻对毒品的强烈渴望。在服用美沙酮的地方,宋天华遇到了很多“熟人”,包括之前的特情。一些关系特别好的对他说:“大哥,晚上到我那里去吧,我那有好的,你尝尝。”

抵挡不住诱惑,宋天华越陷越深。有时候正陪儿子玩,毒瘾来了,他甚至会带着儿子去特情家。他让儿子一个人玩,自己偷偷躲到里屋吸毒。儿子玩腻了找爸爸,推门进来的时候宋天华慌忙收拾东西。儿子看到后一言不发,“嘭”一声把门关上。宋天华以为孩子小,什么也不懂。“但其实他知道我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已经有阴影了。”

在跟特情的“礼尚往来”中,宋天华开始参与倒腾毒品。不过他不觉得那算贩毒。“吸毒的都挺可怜的,相互之间接济点毒品算不上贩毒,又不以盈利为目的。我跟特情关系那么好,他跑来说大哥我实在难受,你给我弄点吧,我不能不管啊。”

管理特情的时候,宋天华便常用毒品拉拢对方,那时他有身份的庇护。脱掉警服后,警队很难再无视这种举动。

 

图 | 孙红雷饰演的警察吸食白粉以博取毒贩信任

 

2010年2月,宋天华涉嫌贩毒被抓,公安机关从他身上起获海洛因2.31克。他本以为说清楚情况就没事了,但等待他的是手铐和号服。

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正是找他买毒品的特情举报了他,而他和对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宋天华不仅为其租房子住,在对方弄丢自己的车后,也没有追究。

两人在候讯室相遇,宋天华质问对方为何“出卖”自己。

“我就问他,说咱们死都不怕的人,你怎么会为了这点屁事钓我。”宋天华声称,有人动用非常手段迫使特情检举他。“因为我此前多次立功受表彰,因公染上毒瘾以后单位没有处理我,这让其他地区的警察很有意见。”宋天华说自己被抓后,一名警察对他说你不是挺牛吗,到我们这里照样抓你。

回忆往事,宋天华激动起来。“有些人觉得抓有名头的人就很牛,跟现在抓明星吸毒嫖娼一个道理。”

“抓住明星后让他上电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这种事我不会干。我会找到他,暗示他哪天在什么地点是不是干了什么事。我让他心服口服,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会觉得是警察大哥救了他,以后绝对不敢再做。”

这套江湖式的行事准则,是宋天华将特情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秘诀所在,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一个满身江湖气的警察,在灰色地带搏命,如果不懂得闪转腾挪调整身位,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庭审时,因为有相关部门出具的“因公致毒”证明,法院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做入监体检时,管教递上一副脚镣,问他会戴吗。宋天华苦笑:“给人戴了半辈子,能不会戴吗。”

脚镣很沉,一般人需要用手拽着铁链弯腰走,宋天华不愿低头,脚上磨出了血。想到自己从一名警察沦为毒贩,他失声痛哭。

涉毒被抓后,宋天华没有供出一名特情。亲友不理解他和特情的关系,觉得他们实质上就是相互利用,如今他已退休,没必要还和特情走那么近,但宋天华有自己的坚持。

宋天华的特情都必须经过他的严格考察,觉得对方忠心耿耿,并协助自己破获一起案子后,他才会确认对方的特情身份,在单位为其存档。

宋天华从心底把特情当成兄弟。连夫妻吵架这样的小事,他都会以“大哥”的姿态上门劝架。在外遇到跟人吃饭的“小弟”,他会主动上去敬酒,给足对方面子。有时候特情觉得受了委屈,宋天华会边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臂,边抚慰对方的情绪,这让对方很受用。

即便退休了,遇到特情有困难宋天华还是能帮就帮。

宋天华出狱后,一名罹患癌症的特情找到他,说大哥你有没有特别仇恨的人,我可以帮忙搞他。“他觉得我做过那么多年警察,肯定得罪过不少人,加上涉毒被抓,心里肯定不痛快,他就想在死之前为大哥做一件事。”宋天华点燃一根烟,一脸自豪。

为了一声“大哥”,他做了很多如今看来出格的事。特情犯事被抓,刑期在三年以内的案子他都会帮忙通融。特情在接受调查时毒瘾发作,他会私下让对方“抽上一口”。

一声“大哥”带给宋天华的快感,让他在灰色地带越陷越深,最终落入深渊。

 

 

2011年7月,宋天华第二次涉嫌贩毒被抓,涉案毒品0.04克。刑法规定,贩卖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对贩毒最轻的处罚。

0.04克这个数字一直让宋天华耿耿于怀。如果以单次吸毒量为标准,0.5克以下属于轻度,1克属于中等,超过1克为重度。“0.04克是什么概念,你把火柴头刮一点下来都没这个量,这么小的量都给我称出来了。”

虽然只有0.04克,但法院认定宋天华属于累犯,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2012年,宋天华第二次出狱,他成了重点监控对象。有一次,警察突然“造访”,让其接受尿检,结果呈阴性。宋天华感觉受到了极大侮辱,一度萌生了轻生的想法。作为曾经的“大哥”,他觉得很委屈。“我其实早就不碰毒品了。”

与宋天华的人生一起坍塌的,还有他的家庭。

宋天华染上毒品后,妻子愈发紧张,精神状态越来越差。2010年,在被抓的前三天,宋天华将妻子送到了精神病院。他觉得这件事就好像是上帝安排好的。“如果妻子看到我被抓,肯定会崩溃。”

“你被关进去那么久,难道她一直不知道?”我有点好奇。

“她问起来的时候,别人就说我住院了,住的是部队的医院,不让探视。正因为她有精神病,所以她信了,搁正常人肯定不信。”宋天华说直到现在妻子都不知道自己曾入狱两次。

现在,妻子依然住在精神病院。每个星期,宋天华会提上几十块钱的水果去看望一次,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妻子接回家住上一天,但不会过夜,怕出事。妻子每次见到他,念叨的都是过去的事,诸如“你抽大烟不顾家”、“你吸烟把被子烧了”之类的。她已经完全活在了过往的阴影中。

儿子也让宋天华很揪心。之前宋天华觉得自己很可能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因此刻意避免和儿子产生亲密的感情。加上疏于对家人的照顾,儿子对他一直很隔膜。宋天华妻子患上精神病后,对儿子打击很大。

“儿子如今年近三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谈过恋爱,在单位上班时会忽然离开岗位回家。好在单位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并没有计较。”宋天华以前总觉得等孩子长大后就什么都懂了,可性格的形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让他非常后悔。

儿子没事的时候喜欢看国外网站上一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他常跟儿子说,得多往好的方面看。宋天华对国家怀有朴素的情感,曾有朋友鼓励他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这样他的退休金问题(宋天华出狱后,退休金被终止)更容易解决,他拒绝了,说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

但宋天华的儿子没有这样的“觉悟”。有一天回家,看到奶奶在墙上挂了一幅领袖像,他立马将相片取下摔碎,说“我爸都这样了,你们还信这些东西”。

宋天华知道儿子对他有怨气。“从小到大,他经历的全是阴影。他妈在公交车上犯病乱叫时,那么多人围观,而我又不在跟前,那种恐惧对他的刺激很深。还有我吸毒时胡子拉碴的形象,一直在他脑袋里。”

回想过去,宋天华总会想起一幅画面:母亲为阻止他吸毒,下班后拉着孙子去公安局找他。被拽回家两次后,有一天宋天华无法忍受毒瘾,提前下班开车跑了出去。出单位大门的时候,狂风卷起一阵黄沙,看着像疯了一样赶来的母亲和孩子,他一边哭一边踩油门冲出单位大门。

被捕后,宋天华的父母每个月都会去一趟看守所,虽然见不到人,但二老总会在门外念叨一句“儿子我们来看你了。”

父母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知道宋天华染上毒瘾以后,宋父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戒毒的新药就会给儿子买,平时也会督促宋天华去戒毒所治疗。十几年时间,宋天华一共去戒毒所接受治疗140余次,但收效甚微。

“这个手机号不方便多发信息,有事直接微信联系”。2016年9月底的一天,我发短信约见宋天华,他给我回了这样一条信息。

我们碰头的地点在一个公交站,他开着一辆老款大众车,载着我拐进一座院子。下车后他带我径直走进一家茶楼,让老板泡了一壶茶。看样子他很熟悉这里。落座寒暄时,我才有机会打量他:头发梳得整齐,戴一副墨镜,上身黑T恤,下身灰西裤,一副精干的模样。

宋天华告诉我,他现在只能靠着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在与毒瘾常年的纠缠中,他患上了抑郁症。他总是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有时候想得入迷,就用手撑着下巴睡觉。宋天华告诉我说,他在睡觉时会不由自主地大吼大叫,每次母亲都会尝试把他按到床上,醒来后他下意识地跟母亲急,说“妈你干吗呢”。

曾经的英雄警察,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

有一天跟家里要钱,母亲递给他二百块,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发了火。他说自己以前做“大哥”的时候,朋友们给老太太过节费,“都是几千几千的给。”宋天华知道母亲怕他拿钱去吸毒。“我说真要抽,一万块也不够几次抽的,要真抽,我就一次性抽死算了。”

“50来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其实不算老,你可以尝试重新开始嘛。”我安慰他。

“我除了抓人不会干别的,倒是有人让我去干保安队长,你想想我能去干那个吗?堂堂一刑警去干保安,像什么话,我宁肯捡破烂都不去。”在骨子里,他还觉得自己是“大哥”。但他现在也想开了,日子还得继续。“如果有好心人帮忙介绍一下工作,我还是希望能自食其力的。”

现在的宋天华每天睡到中午起床,没事的时候会为退休金的事写申诉材料。他从不越级申诉,曾有朋友让他去拦某领导的车喊冤,被他一口回绝。

他说作为党员和退休警察,不能干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事。第一次庭审时法官问他是不是党员,他声音响亮地说出了自己的入党时间。

“1987年12月17号。”

法官愣了一下,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他说入党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念入党誓词的时候他真的是下定决心为警察事业献身。“那个时候是真信这些东西。”

说到这里,他理了理头发,挺直身子。我留意到他那身黑T恤上印着一行英文小字:police。

(文中宋天华为化名)

作者李荣虎,现为新媒体从业者

本文选自真实故事计划。真实故事计划是由青年媒体人打造的国内首个真实故事平台。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zhenshigushi1,这里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核城404:地图上找不到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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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造出原子弹,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聚集起来,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小城。我就在这座小城长大。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一次回顾 


时候,我卧室挂着一幅覆着亮膜的中国地图,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们404厂区地图。地图上有陕西,有东北三省,而我爸爸就来自陕西,妈妈是东北人,同一楼的邻居祖籍有山东也有上海。


三岁的我用手指贴在地图上划动,试着找404街心公园和职工俱乐部。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想当然地说蓝色的一大块是我家,另一块绿色的部分是楼上发小家。 

其实,地图上压根没有404厂。过了几年,在我妈单位上网时,屏幕弹出的“404,网页找不到”曾令我十分诧异——它怎么知道404找不到?

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招人,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这座小城。方圆二三十里无人烟,正是放射性工业所需要的。

爷爷一辈的人回忆,404初创年代条件艰苦,风沙肆虐。人们为躲避风沙,在地上挖坑铺上茅草,睡在地窝里,我们的火车站名现在还是“低窝铺”。

壁滩的年降水量只有50多毫米,钻井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要靠火车、汽车拉来,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厂区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工地孩子没见过树,工人便开车把他们拉到玉门镇。孩子们见到大树就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直到厂区建成很多年,风沙依然很大,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天有时会因为沙尘变成桔红色。平静后,地上也是一层土,一踩就“噗噗”冒烟。

第一批进厂的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厂里配钥匙的大爷只看一眼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钥匙,车工闭眼一听就能判断是车床哪个齿轮出现问题。还有顶级的厨师和糕点师,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点心味道。那时没有精密的数控机床,而原子弹核心部件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最后加工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车工原公浦亲手完成。他4月在上海结婚,8月就到了大西北。

三年困难时期,厂区一度只剩几天的口粮,工人们陆续出现水肿。西北腹地交通不便,厂区人干脆辟出农场,自己生产粮油和蔬菜,又引来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还组织打猎队进祁连山打猎。厂区渐渐自给自足,再往后404有了百货商店、电影院,还有自己的醋厂、冰棍厂。我出生时,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厂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动物园。

最初404建厂时提出的口号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是厂区第三代人。我出生的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的原子弹已经爆炸了近三十年。

图 | 儿时的我在动物园

404地处偏远,政治地位却很高。甘肃电视台播天气预报时,第一个报省会兰州,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404厂对外的名称。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小城又叫核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与兰州无异,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说起:嘉峪关车牌是“甘B”,酒泉更不行,才是“甘F”。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还是我们牛逼。”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个小时的火车。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填埋防化服。我们这代人多数从没去过工厂,家长提起来只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也会谈起一些事故,有人“吃”了剂量,受到辐射,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去医院检查,共查出三百多项过敏源。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两眼度数差了一千三百度。医生很惊讶,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以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区,各建了一个市场、小学和幼儿园。生活区两头是公园,北边是养鱼池,南边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附近有厂里最高的建筑——通讯大楼。大楼高七层,楼顶有四面大钟。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楼顶的大钟,也能听见报时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从头走到尾也没有两公里。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从我家往南,经过通讯楼就到银行,银行向东六十多米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妈妈去北京学习,带上了我。离开厂区第一次出远门,我在火车车厢里又蹦又跳。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惊喜到不知所措,擎着红色充气榔头疯狂奔跑。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拉去合影。

从北京回到404,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我们在教室里,猪在外面,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子里拱来拱去。我们吃猪,猪吃我们的剩饭。我总吃不下肥肉,就把肉攥在手里,趁老师不注意装进裤兜。我妈洗裤子时发现了。没几天串门的时候遇见了幼儿园老师,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我藏在我妈后面说我不喜欢吃猪肉,老师笑了笑。第二天幼儿园就吃了一顿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有个很壮的女老师,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转不过劲,就疯了。小朋友也不怕她,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让大家安静时,还有小朋友嘻嘻哈哈顺着竹竿爬上去。厂区闭塞,人也认死理,厂里因为失恋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止她一个。后来女老师头发白了一半,胖得夸张,每天在街上游荡,幼儿园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爸爸忙着打麻将,妈妈一直准备大专自考。我幼儿园时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玩具。可因为计划生育,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只好依着纪律,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我想当哥哥的愿望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撩起衣服,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自言自语说:哥哥想回家。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我把衣服放下来,肚皮再次被焐热,我想要当哥哥的念头就会稍微平复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身形也从小胖墩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她上幼儿园大班时我在中班,吃完饭看见她在对面教室,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妈妈找到以前同事,我跳级进了大班,和发小睡对床。我见到她就一直咯咯地笑,她也是咯咯地笑,午休时间我俩拿着小糖纸笑个不停。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咯咯地笑。

我们楼隔壁单元还有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槐树下玩耍。四五岁时,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到底我们谁会和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我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墩是防空地道入口。在我们厂里,学校、住宅楼、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为了躲避空袭以及核打击,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听父母说,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警报一响,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曾撑了一把伞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把脚崴了。

图 | 已经废弃的小学和防空地道入口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晒白菜,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规定谁输一次就搬一颗白菜扔进地道。他们玩了一下午,楼前的白菜一颗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我每天六点半就会去学校,孤零零的。有一次看错表,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却碰到隔壁班的小女孩,她比我到得还早。我们俩站在校门口无所事事,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锁住的房间,有人从窗户外往里看,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她压着脖子,用凌厉的眼神盯我,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404厂区福利很好,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西瓜、哈密瓜一分就是一麻袋。舅舅家分到鱼就给我家拿几条,等我家分到鸡再送回。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互通有无。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得到钱,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92年,父母工资总共500元,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97年买带“画中画”功能的电视则花费7400元。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他懂得做生意,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课本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经常下馆子。因为大家互相请客,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张的一个月里,我去吃了17次。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叫百顺鸡。店里剁馅的木墩有二十公分厚,因为终日剁馅,刀落得密,案板中间陷出十公分深的坑。

百顺鸡最早是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生意异常红火。大冬天店里热浪袭人,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尤其在过年期间,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乌泱乌泱都往店里挤。也就在某个新年的傍晚,火锅店门前塌陷,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摔成重伤。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妈妈啧啧称奇,说404人太能吃,把地都踩塌了。百顺鸡门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再次开业遥遥无期,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从年头办到年尾,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父母在场中比赛,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浒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演员拴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舞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蛇会从他们的鼻孔里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厂里人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遛大街。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食,碰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主席像下聊天。小孩子爬到雕像底座上,沿着窄窄的边绕着主席像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过很多座主席像,就数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资料图 | 生活区中心的俱乐部及门前的主席像

工人俱乐部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这里早年曾订阅过八国文字的图书。书店二楼是理发店,地上堆起的头发有半人多高。里面的阿姨和医生一样,也穿着白大褂。店里面养了不少鹦鹉,都关在笼子里,放在地上,要绕过头发堆才能看到。

有次楼下的姐姐找我去她家玩,给我看她剪下的辫子。头发用丝带系起,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我见了觉得十分奇异,回家便拿来“大大卷”盒对着镜子剪头发。我头发没多长,只剪出半盒碎渣,根本没法用上丝带。我妈回家发现,把我拉进了理发店。阿姨指着我哈哈大笑,说我头发跟狗啃似的。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头发又很丑,就憋着气哭。我现在留着长发,依然痛恨多嘴的理发师。

404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关,包括财政局、土地局、电视台、报社甚至高招办。厂区还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除了两三间房子的看守所,还有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

我的小学后面是山上平房,再往后走是后山,404的刑场就在那里。

厂里有个小孩欠台球室大爷桌钱,被大爷堵在学校,说不给钱让你念不成学。若是大爷告诉老师,这件事全厂都能知道。小孩找到大爷家,用斧子劈死了他。

小孩被抓住,庭审时法官喊着“死刑,立即执行”。很快,他脖子上插着牌子,被押到后山枪毙。用来遮盖血腥味的高粱酒洒在他脚下,酒味在戈壁滩上飘出很远。

去姥姥家的路上有一个大型变压器,上面挂着牌子,“高压危险,请勿攀爬”。可当年还是有人爬上去了。 

厂里经常有人打架,有次一个人把对方打到不省人事,警察以为人死了,抓住了他。在厂里闹出人命必死无疑,扭送的途中他猛然挣脱,一着急爬上变压器,手触到电流,两条胳膊被击穿,做了截肢手术。等被“打死”的人从昏厥中醒来,警察才知道是误判。

这件事政府机关有失职,打人的事不再追究,并且许诺帮他找老婆。政府张罗着从周边农村找来一个女人,说答应亲事可以给她城市户口。女人答应下来,进厂后开了个小酒吧,兼卖冰激凌。她把几个子女带大,给他们买了房子。

酒吧一直开到现在,名字是“大世界”。

初中时,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起报了奥数。说是学习,主要为了能聚在一起,上完课就去自由市场的大坑牛肉面吃饭、抄作业,然后买一个“大世界”冰激凌带去动物园。不知老板娘从哪得的配方,冰激凌松松软软,棕色、白色两个球配在一起,味道极好。我们每次吃都要拍着大腿,大加赞赏一番。

离开厂区久了,我对很多事、很多认知都不再确信,可我始终确信,大世界冰激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

“大世界”再往南就是核城动物园。

动物园最初有青海的牦牛、东北的梅花鹿,以及孔雀、鸿雁等各种鸟类。最大的笼子里关着广西运来的猴子,猴笼里挂着索道,猴子在上面攀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动物园里还有花房、哈哈镜馆、游艺机,但都常年关闭,专门调配员工负责这些项目并不上算。

后来各种鸟渐渐消失,孔雀也没了,原本的孔雀笼里养起珍珠鸡和乌鸡,最后干脆变成几只家养的鸡,和我姥姥家后院养的一模一样。梅花鹿变成一只羊,羊吃了几年干草也下落不明。

图 | 动物园入口处废弃已久的游艺机

我小时候动物园还有一只黑狗熊,终日在笼子里打转。后来它舔到一个小女孩的腿,女孩腿筋断掉,坐在轮椅上再也没站起来,熊被人杀死。

狗熊为什么会被杀,它不是动物吗?我不太明白这件事。听妈妈说起后,我心里想象出一幕场景:狗熊被反绑着,低头从动物园走过俱乐部,绕过小学和姥姥家,再被推到后山。押送的人把它颈后牌子一摘,开枪打死了它。像那个欠钱的孩子一样。

我上初中时,动物园的猴笼空了。很多年没有新猴子引入,猴子近亲繁殖,悉数疯掉。我见过最后一只老猴子,它嘴里吐着沫子,眼睛血红。

动物园荒废后,由于防空地道的原因,厂区地面出现部分塌陷。先是自由市场,接着是附近的田径场。

也大概在那时,上级决定“生产与生活要分开”,于是厂区整体搬迁。由职工家属投票去酒泉还是嘉峪关。矿区卫视播报这条新闻时,我站在电视旁边,对父母说,搬就搬吧,不去酒泉就好,我不喜欢酒泉。 

2008年,八十辆军用卡车开始行动,每天三趟。半年时间,我们陆续搬进嘉峪关,还赶上了看北京奥运会。那是保密的404头一次登上中央台新闻联播,一个大妈对着镜头说,“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接着捂嘴笑起来。我和几个朋友说她太丢人,404平房哪个没有上百平米。

搬进嘉峪关第一年,物业还没跟上,全厂只有上新闻联播的那位大妈一人交了暖气费。身边人说她傻,她就去讨要。未果,大妈因此好几天没出门。随着404搬迁完成,嘉峪关房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倍,许多濒临倒闭的餐馆也起死回生。

相比404,嘉峪关已算是繁华的大城市。厂里一批孩子撒开了收敛多年的性子,把头发烫得根根直立,逃学,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姥姥家对面的小孩加入帮派,跟着混混一连十几天不上学也不回家。父母抓住他,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后来他还是借口参加作文比赛逃跑。他妈妈心情低落,终日闷在家里。有人劝她去打打麻将,散散心。她去了,身边人就指指点点,说她儿子都那样了还有心思打麻将。 

到了一个新地方,404的大人小孩都有些无所适从。我大部分要好的同学进了酒钢三中,我和另一个同学进了市一中。晚上我俩趿着拖鞋在校园里走。他说,“要在厂里,穿成这样肯定被人看不起。”

“在这里,穿成这样还可以看不起别人。”他又接了一句。

我们完全不适应新的生活,很快,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仅存的骄傲成了妄想症。加之寄人篱下,高一那年我险些抑郁。高中毕业,我选择到外地上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 

七 

去年十月,我和爸爸回了一次404。厂区的入口有几个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站岗,他们端着枪,审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我的身份证没换,还算404人。

进厂后,我们从南向北走去。时隔八年,动物园被大片野草占领,动物笼边上立着塌陷警示牌。动物园门外有几栋居民楼,窗户玻璃覆着泥土,很多玻璃都破了。我和爸爸捡起路边的石块向窗户扔去,玻璃被砸出洞,发出闷响。我爸兴奋地喊叫,我们砸了很久,直到胳膊酸软才停。

图 | 动物园里空空的猴笼和大片蒲草

自由市场已被封死。厂区里我走过无数遍的主街道被刷上白线,看上去像是一条公路。红楼、俱乐部和创业场也被重新粉刷,二十几年过去,它们看上去比我最初见到时还要新。 

我路过曾经气派的厂区医院,那是当年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医院后面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门时常紧闭。小学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时我进去过一次,里面介绍了404建厂的历程,有不少资料和老物件。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只记得黑白照片里人的神情像老电影里的英雄。

后来,有位老大爷不知缘何进了教育基地,看见了自己当年建厂时的照片。“这是我啊,这人是我啊!”他含着眼泪喊出来。七十岁了,他头一次看到自己这张照片。

不像那位老人,我似乎没有在厂里留下任何印记。我曾爬到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在动物园拱桥坡上跑上又跑下。而现在,我对这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这样做过。

走过医院和通讯楼,我站在小时玩耍的槐树下,看到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单元门被砖头砌死。

我的404真的找不到了。

作者闫真,现为出版从业者

编辑 | 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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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中毒者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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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很多百草枯中毒者,无一例外,我见的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只有一对夫妻,中毒后却要求出院回家。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95 个故事

一 

“有人药物中毒需急诊灌流,速回医院。” 

凌晨刚过,来自医院的电话吵醒了我,我赶紧起身洗漱。赶到医院时,天还没亮,急诊室里已经忙成一团。

急诊室临时加了床,心电监护设备乱声作响,两例急性中毒的患者平躺在病床上,他们的鼻孔里插着食指粗细的橡胶管子,一直通到胃里,我看了一眼刻度,男患者显示的是59,女患者显示的是55,这个数字是胃管的深度,单位是厘米。洗胃机加足了马力,灌2000-6000ML的清水到胃里,再从胃里抽出气味浓重的褐色液体。

“喝的什么?”我问同事。

“百草枯。”

床尾站着一个白发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抹着眼泪。我深怕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搬了把椅子扶着她坐下。

两名患者是一对中年夫妻,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斗嘴,发展到动起手来。妻子气急攻心,拿起百草枯就往嘴里灌,丈夫一把夺下瓶子,说:“你想死是吧,好,我陪你死。”一仰头,把剩余的都喝下了。 

据说两人在医院的路上还不断争吵。一进医院,输液、抽血、洗胃、灌肠一趟折腾,精疲力竭的两人才停住了嘴,情绪平和下来。现在,他俩躺着一片静谧的白色里,嘴角、衣服上、床沿均是吐出的胃内容物,刺激的毒物味混杂着酸味弥散。他们像两条不小心被冲上岸的鱼。

“喝了多少?”我问首诊医生。

“女的喝了小半瓶,男的喝了大半瓶,都远远超过了致死量。”首诊医生给我递过家属带来的百草枯瓶子,我看到瓶口下方写着200ML。

百草枯的成人致死量为20%水溶液5到15ML,一旦服用,经消化道、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毒性累及全身多个脏器器官,严重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症(MODS),肺是主要靶器官,可导致“百草枯肺”。 

常有人说,百草枯一出,百草不生。从医几年来,在急诊和血液透析中心,我没有见过喝下量逾10毫升百草枯还能救得过来的,一例都没有。

唯一的特例是一名把百草枯含在嘴里没有下咽的女患者,她因为老房子拆迁条件没和政府谈拢,拿了瓶百草枯去办事处,当着领导干部的面喝了一小口,威胁自杀,被警察送到了医院。嘴里含着的一小口百草枯始终没有吞咽,最后关头吐了出来,嘴巴早已烂透,命却保住了。 

百草枯中毒至今尚无有效解毒药物,国内也无急性百草枯中毒统一的诊疗方案或者指南。2016年7月1日,国内全面禁止百草枯水剂的销售和使用,尽管如此,百草枯在民间并没有绝迹,我所在这家浙江小城的三乙医院里,差不多每月就会接收到一例百草枯中毒者。

我想,这夫妻俩已经没救了。

 

陪这对喝百草枯的患者来的老人,是女患者的妈妈。

我告诉她,她女儿和女婿喝的百草枯远远超出了致死量。刚才查了两个人的血液,血液里百草枯浓度很高,血色素也下降得很快,小便里查出来的百草枯浓度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也不能改变什么。

“现在给他们做血液灌流也只是暂时缓解,将部分毒素吸附出来,让毒素渗透得慢一点,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老是吵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两个人都是暴脾气,冲动,每次吵吵就过了。医生,洗胃、换血、用最好的药,多少钱我都愿意出。我老伴去得早,就只有这么个女儿,从小娇惯了些,但从没做过什么坏事,医生你行行好,怎样都要救……”

首诊医生摇了摇头,在病危通知书上写下:“急性百草枯中毒,病情危重,随时可出现恶化,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特通知,请予理解并希望家属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

老人瘫在椅子上,过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真的没得救了么。” 

首诊医生不说话,看向我,示意我说点什么,我却仓惶地想逃离。老人看着我的眼睛,里面有询问,有焦急,还有隐约的期待,并不清澈的眼球里似乎承载着两个生命的重量。那重量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低下头,没有回答她。

老人拄着拐杖深一步浅一步走到病人床边,细细地说着什么,时不时地抹眼泪。

随即,夫妻俩像商量好似的,“啪啦”一下坐起来,扯掉鼻腔里的胃管和吸氧管,大喊着:“医生医生,我们要出院回家,把我们腿上的管子卸了。”

男患者嚷嚷着:“我们只是喝了点农药,现在血也抽了,胃也洗了,血也换了。这样都还弄不好,你唬我们呐。”

“我警告你们,我妈年纪大身体不好,你们别吓唬老人家。出了事谁负责?”女患者声援着自己的丈夫,看来两人已经和好。

接着她转身安慰老太太:“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听他们瞎说。医生最会把事情说得严重了,骗我们钱。走,我们回家。小宝还在家呢。”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上去跟他们解释,胸部CT的病理性改变,血气分析及血象数据的异常、心电图显示已经出现心率失常。我会拿着这些数据说明,他们身体情况很糟糕,必须留院治疗。

但是此刻我静默了,我没有底气,我知道这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留院治疗只能延缓他们的死亡,让他们在去的路上不至于那么痛苦,却不能避免。参考书上清楚地写着: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服用>40ML)将很快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高达100%。

这是个无法避免的100%。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他们将会面临什么,大多数百草枯中毒患者先是说不出话,百草枯渗入口腔黏膜,口腔内开始溃烂,往往伴有血性渗出,咽部红肿,扁桃体肿大,疼痛难忍,然后呼吸费力,出现急性肺损伤(ALI)或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再会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症(MODS),肺泡内和肺间质纤维化,最终死亡。 

百草枯中毒进展速度非常快,纵使每天做血灌,用大剂量的抗毒剂,也撑不过一周。我看着这对夫妻在病危通知单上写下:“要求出院,后果自负”。而后,目送他们离开。

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工作第一年的一天夜里,我第一次接触到喝百草枯的患者,同样的病床,同样的深夜,同样是一对恋人。 

男孩和相恋五年的女友提出分手,准备和另一个女孩订婚。女友接受不了,在男孩订婚前晚,就着高浓度的酒精喝下了整瓶百草枯,喝前还给男孩打了电话,男孩知道后,赶忙送她来医院急诊。

女孩很漂亮,乌黑的长直发,大眼睛,皮肤白皙,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满脸泪痕,一身酒气,躺在病床上,抱着男孩哭,说着“不要离开我”,到后来说不出话。从胃管开始,到身上插了七根管子。

乙醇是脂溶性助溶剂,通过刺激胃酸分泌,会加速百草枯迅速入血,同时也加重百草枯对胃肠道的腐蚀。胃肠道炎性因子大量吸收,又加重百草枯对全身各系统的损害,乙醇的代谢产物乙醛和百草枯,又对肝脏细胞形成了叠加损害。

死神很快到来,我拿到女孩死亡证明的时候,年龄那一栏写着醒目的“25”。

之后的日子里,我目睹了很多个百草枯患者的最后一面,或是插着气管插管,或是带着呼吸机,或是全身上下挂着各种各样的管子。他们之中有90%以上是后悔的,有人在纸上写下“我想活,我后悔了”,有人拽着医生的手,拽出血来,一直喊“救救我”,有人抱着自己的亲人,直到停止呼吸。

无一例外,他们临死之前,都是眼眶凹陷,颧骨过度地隆起,张口呼吸。最终,那一口气没吸上来。

再次见到这对夫妻是在两天后,这一次,他们是被抬进医院的,跟着一堆家属,女患者的母亲走在最后,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皱纹的沟壑更深了,手上紧紧拽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孩子东张西望,脸上挂着还没干透的泪痕。 

“心电监护到位,呼叫麻醉紧急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血带出来,开放静脉通路。给血透打电话,请求紧急会诊……”

“病人丧失生命体征,立即心肺复苏。肾上腺素推注。”

“心肺复苏半小时无效,宣布死亡。” 

急诊室里喊声、机器声、哭声汇成一片。孩子紧紧拽着外婆的手,不自主地往角落里头躲,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眼里只剩下恐惧。 

女患者躺在病床上,带着呼吸机费力地呼吸着,静静地看着隔壁丈夫的床被拉上床帘,医务人员在里面对丈夫实施抢救,直到再次被拉开床帘,所有的抢救人员和仪器药物撤离,丈夫先行一步,宣告死亡。 

她没法说话——呼吸机是插入食道的,我只能看到她面部表情扭曲,泪水肆虐,湿了整个枕头。心电监护仪上,每分钟129次的心跳声似乎是她目睹了丈夫死亡的唯一证据。从她的角度看过去,能看到丈夫的头被蒙着白布。 

突然,呼吸机和心电监护的报警声同时响起来。 

验血 | 图自 Pexels

女患者用尽力气拔掉自己嘴里的呼吸机管道,这无异于二次自杀。我的同事们再次连接她的呼吸机管道后,用约束带固定住她的肩膀和手臂。

她看着我拼命摇头,眼泪顺着脸颊缓缓流淌。我知道她承受不住了,不仅因为身体的痛苦,还因丈夫为她喝下毒药,她心里愧疚。总之,她扛不住了,她想去另一个世界陪他。

老人紧拽着孩子,腾出一只手来,替女儿擦去眼泪。孩子站在旁边,喏喏地问:“外婆,爸爸是睡着了吗?妈妈为什么要戴这个变形金刚一样的机器啊?”

老人忍着没掉泪,哽咽着说:“你别任性,还有小宝呢?”女患者好像听懂了,看了一眼孩子,摇了摇头,闭上眼睛,泪水喷涌而出。

丈夫死后,女患者眼神无光,丢了魂似的,像一个在做自我忏悔的死亡信徒。

第二天深夜,她被宣告死亡。 

她的亲戚朋友们似乎已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过激的情绪。老人在自己胸前别了一根小麻绳,在场的亲戚朋友也每人别了一根。

我站在值班室门口,看着老人牵着小男孩蹒跚远去的背影,心里想,那对夫妻输给了冲动和无知,承担后果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 

呜呜呜”的几声,殡仪馆的车到了,拿走了患者的死亡证明。


 

作者孙铭铭,医务工作者 

编辑 | 王大鹏


 

其实还有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必须要说上几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是医生的本能和职责,并不会因为这个生命的缺陷而有所犹豫,即便这个是未出生的有病的婴儿。这个医生因为救活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婴儿,让窘迫的家庭举步维艰,遭到家属的暴打,这是一场有关现实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困境,值得让人思考,微信公众后台回复关键词【暴打医生】自提取文章。

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初恋来我单位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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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过四十里墩湾,就进入云水乡的境内了,父亲开着车,载着一脸不情愿的我。他一路上唬我说:“要不是我逼你,你会有这么舒适的工作吗?现在考事业单位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的,不能因为分配得远就放弃,这个岗位可是好几百人在争,知道吗?”

我点点头,从同意参加事业单位考试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的人生会是父亲的续集。

在事业单位考试中,我的成绩全县第一,比第二名高出十二分,我眼看着排名倒数的人一个个进入了县城的一些好单位,自己却被分配到山环水抱、交通闭塞的乡野,内心苦闷,常常想起当年屡遭贬谪的苏东坡。

云水乡地处陇中,云丰水沛,要是站在九龙山梁顶,天晴能看见蓝的发亮的天空中飘着像大块棉花垛的云朵,运气好的话,还能在午后看见云滚落下来,荡漾在梁顶最高点的一片松树林里,景致极美。

这里属于黄土高原西部的山区,平均海拔1800米,温带半湿润气候,人们可以全靠天雨水生活,山沟处还有一个景家坝水库。和美丽风光形成对比的是,云水乡交通不便,没有经济产业,是全县最贫困的乡镇。

作者图 | 当地的水库

我被分配到乡政府办公室,负责外宣工作,乡政府的干部大多数住在农村,晚上可以骑摩托回家。晚饭吃过后,只剩下几个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的人,我初来乍到,不敢和人搭讪,孤零零地在政府大院里看书或喝茶,体会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滋味。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在寂寞中学会了熬。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在无数次的检查、督查、调研、督导中,我也学着适应官场,抽烟、喝酒、打麻将,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打发漫无边际的苦闷。

直到有一天,她来了。

省城牌照的越野车上下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省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谷维清,一个是省民政厅的徐志绍处长,还有在省报的实习女记者杨梦灵。他们来我们乡调研生态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政低保的规范发放工作。

杨记者下了车,和我四目相对,手中相机差点掉落在地,我也惊讶得不敢移开眼睛,差点和她一同叫出声:“怎么会是你!”

我克制住情绪,解释说:“我考上了事业单位,分在了这里,才来了半年,你,不错啊,当记者了?”她莞尔道:“是啊,不错,你也不错!”

晚上,书记、乡长酒席接待领导,一直喝到晚上十点,我头晕脑胀,还要端茶倒水,抽空便溜出来坐在院中的旗杆下吹冷风,听到餐厅里领导们醉意渐浓,还要继续喝下去,书记高声大嗓地吼着:“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

我其实一直没能适应官场应酬,那天晚上尤其反感。唯一担忧的是梦灵,她不会也被领导们同化了吧。

忽然,她骂骂咧咧地出来了,看到我说:“你们领导真恶心,借着酒劲儿拉我的手,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陪我走走吧,快闷死了。”

新盖的办公大楼旁有一个脚手架,她猴子似得爬了上去,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她坐到了二楼的一个窗口旁,山里的夜风有些冷,月色挂在天空中,照在她身上,像淡淡一层薄纱。

“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看着她白皙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哟,难得你还记得我,真是冤家路窄啊,说好毕业一起参加报社笔试的,那天我在考场外一直等你,却连你的半根毛都没等到。”她看似平静,实则有些愠怒地说起往事。她不知道的是,记者考试前一天,父母没收了我的通讯工具,将我绑回了家考公务员。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的话吗?”梦灵好像并不在乎我的解释,自顾自地说着。

梦灵是我的初恋,我的女神,多少个夜晚我做梦都梦到我们见面。她的名字就像是给我的回答,梦灵梦灵,梦灵验了。

汶川大地震那段时间,余震的消息传遍了我们学校,夜晚到来时,学校安排学生们带上铺盖,按班级次序睡到草坪上。

梦灵有事回来得晚了,没带被子,也没空余地方睡,便和同宿舍的小姬挤在一个被窝里。我们俩是相隔着睡的,她便和我聊起了天。

我们聊文学、摄影、戏剧、电影,还有人生,对社会和梦想的观点出奇得一致,马上要毕业了,竟然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也是在那晚,我们相约毕业后一起应聘报社,做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揭露社会黑暗面,为老百姓发声。

她的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甜甜的,温暖的气息喷薄在我鼻子跟前,带着一丝香气,我有些燥热,思维像是不受控制。那晚起先很热,萤火虫飞在身边,我们用手去捉,双手便缠绕在一起,萤火虫却逃得无影无踪。头顶的夜空繁星点点,月明如昼,静得几乎能听见我的心跳。她睡着了,我还醒着。

后半夜开始变冷,身材肥胖的小姬一个人裹了被子,把梦灵晾在了外面,梦灵便在睡梦里胡乱拉了我的被子,向我挤来。

我们裹在了一起,我不由地靠近她,故意挪开胳膊,使她靠在了我的怀里,听着我擂鼓似的心跳。青春的躁动让我烦躁,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靠近,靠近,她的呼吸甜美,引诱着我向神秘的深渊滑去,越来越近,越来越深。终于,我们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彼此吞噬着。

记忆不会骗人。她热烈的身体、丝滑的外衣、清冽的嘴唇、甜美的气息、甚至柔软的乳房都是那晚的证据。我一夜没睡,天还没亮,就跑回了宿舍,连被子都没拿。后来,我们每天一起上课,吃饭,自习,对那晚心照不宣,一直到离开学校。

我没料到毕业后她真的履行诺言,去参加报社的笔试,而我却屈于家中的强权,落魄地回到家乡,脑海里萦绕着的是父母的话:“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靠着你养老送终,现在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多么不容易,房也买车,车也买了,如果还想出去蹦跶,这辈子就别回来了。”

“不说了,都成往事了,谁的青春没有遗憾,要不然谁还会致青春哩?”陷入回忆中的我本来想说些什么,梦灵却主动结束了话题。

进屋前,她又说,亏我白喜欢了她四年,是我没福。

第二天,调研工作正式开始,陪调的是李副书记、我、还有村支书景老雄。

入户调研时,农户们非常配合,基本能将我们平时培训给他们的政策知识和工作流程流利地回答上。一连五户,在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和低保发放金的计算上,领导们都没有查出问题。徐处长很满意,在笔记本上做了详细记录。

走访间隙,徐处长和谷专家一边欣赏山景,一边向我传授乡镇工作经验。这时,山梁后传来吵架的声音,声音尖利,乌鸦扑棱棱盘旋不止。

作者图 | 当地的村落

谷专家对我说:“你听,有村民吵架呢。咱先去看看吧,农村的事说不清,有时候小事变大事,我曾在村上蹲过点,知道轻重。”

一阵风吹过,崖底下水库的水起了波纹,有了水拍云崖之音,不大,哗哗声听是演奏的乐声,乌鸦顺着水库的边缘哇哇叫着,飞来飞去,像求偶,又像觅食。

“又要死人了吗?今年的指标完成了呀。”景支书抬头看着,嫌晦气,吐了几口唾沫。

“死人还有指标?”梦灵诧异地张着嘴巴。

李副书记批评景老雄:“你嘴上没把门的,胡说啥哩?”

“怎么没有?”景老雄激动了,说你看这水库,看似风平浪静的,但每年都要吃一个人的,听老人说,当年修坝死了许多人,那些死了的人会变成水鬼,找替身呢,但每年只有一个投胎的名额。

梦灵笑出了声,她摆弄着相机,用镜头在水面上来回逡巡,还开着玩笑:“听说相机能拍到鬼的,我给你们捉鬼。”

景老雄说,每次要死人的时候,乌鸦就在水库边上盘旋,一旦指标完成,它们就去山后了,现在又出来了,你们说怪不怪。

吵架的声音越来越近,几乎就在身边,却看不见人影,我们跟在景支书的后面爬上地埂,发现面前是一男一女,虽然就这两个人,却吵出了一群人的声音。两个人都面红耳赤。

要是打起来,这男人可能还不是女人的对手,但两人并没有打的意向,只是唾沫横飞地谩骂,声音搅和在一起,都听不清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吵醉了。”景支书又说了句惊人之语。他说,两个人已经不知道吵的什么事,只是吵,这就是吵架吵醉了。

“吵毬哩,吵毬哩。”景老雄上前把他们拉开,两人嘴里还在骂着,这次能听清了,骂的是山里最脏最恶的话。

“支书,你看看,她移了我的界墙,麦苗长到我家地里了,占了一大步,这事情你要管。我在城里打了两年工,虽然地没种,但这界墙是刻在心里的,我能不知道位置?”男的说。

“狗日的才移了界墙,我家的地界一直在这个位置,你说我移了你的界墙,有证据吗?你要不要脸,怪不得你女人都跟人跑了,你看你那怂样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你还能记住界墙?”女的回击道。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口里长了狼毒了?都给我站好,驻村干部在这里,让他给你们评理。”景老雄指指了我。

我知道他是在给我出难题。因为我严格执行低保政策,景支书没能在优待亲友,这事让他在族人里抬不起头,反过来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我掏出笔和本,上前问询,男的叫景根宝,三十五岁,女的叫赵水华,三十九岁。

“你们原先的地界有没有个其他标记?”

两个人都摇头。我没辙了,回头看看景老雄。

他满脸得意地说:“农村工作要农村人干,你一个嫩娃娃最好少插手。”旁边的徐处长也对我说,在农村,什么基础设施、综治维稳、卫生计生都好开展,最难处理的是邻里间的家长理短,你还要向景支书好好学习呢。

景老雄高声亮嗓地对一男一女说,都听好了,先让驻村干部给你们登记下,回头我们找老解放——他是参与过土改的,全村的土地都是经过他的手丈量的,谁家的界墙他一本账清着呢,这事儿就到这,都不准再吵,再吵把你们俩的嘴撕烂,散了!

一场风波平息了。

“支书,晌午了,去我家吃饭吧,我揪面片子给你们吃。”女人邀请我们,刚才还死呀活呀的,现在却像没事人似的。农村人到底简单。

梦灵举双手赞同,她说她最喜欢吃甘肃的浆水面片了。

景根宝回到家中,要卷了铺盖再去城里建筑队打工,他的老父亲不愿意让他去,因为建筑队这两年事故多发,村里已经死了好几个壮劳力了,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父子两人蹲在地上抱头哭了一场,赵水华家与其相邻,我们听的真切,但又不好去劝解。

云水乡有三万多人,是个劳务输出大乡,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在乡里的只有一万多人。出去打工挣到钱的毕竟少数,根宝出去好几年,钱没挣到,地也没有种好,收成一年比一年惨淡。

偏偏根宝的儿子不知大人的愁苦,与赵水华家的儿子在门口斗山羊,把赵家儿子的头摔破了,根宝的爹便撵了出去,同时出去的还有赵水华的婆婆——一个泼辣老太,一看到孙子摔了个血头羊,便破口大骂,攻击着根宝家祖宗三代,嘴扯得极大,牙龈都露在了外面。

根宝的爹是口讷之人,气得浑身发抖,使劲揪自己头发,一急,喷了一口血。根宝看到父亲吐血,大喊一声,提了根粗棍子撵了出来,扬言要砸烂赵太婆的脑袋。我和徐处长、景老雄赶了出来,景老雄扑过去抱住了根宝,赵水华也劝住了自己的婆婆。

但赵太婆还在咒骂,根宝爹呜呜哭了起来。赵太婆冷笑着:“来,你根宝有本事了就把我砸死,你还给我使能耐,砸死我你等着吃枪子儿,我老羊皮换个羊羔皮。”

我们忽然听到一声发自体内的咆哮,根宝挣脱了景老雄,直直扑向赵太婆,我和徐处长、谷专家同时扑了出去,就在根宝提起棍子的瞬间将他扑倒,这时,根宝爹忽然跳起来,将赵水华的婆婆连腰抱起,一口气跑到了崖边上,喊了句:“用我的老羊皮换你的老虎皮!”啪,将她推了下去。

崖下,是著名的景家坝水库。

作者图|水库

我们惊呆在原地。根宝爹平时连鸡都不敢杀,按理说,现在应该浑身发软站不起来。他却没有,把赵太婆推下去后,转过身,淡淡对我们说:“报警吧,她应该死了。”

根宝叫了一声“爸”,跪在地上,软沓沓的一团,同时软在地上的,还有赵水华。

回过神后,我立马给乡政府打了电话,乡上又给县公安局做了汇报,不久,乡政府和县公安局的领导都来了,景老雄组织村人帮警察打捞尸体,现场解剖,确定了死因,铐走了根宝的爹。检查组也受到了惊吓,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那天回到宿舍,我第一次哭了,哭得很伤心,对农村工作不再是反感,更多的是恐惧。那些平时老实巴交的乡亲,体内蕴藏着巨大的粗粝的恶,赤裸裸地展露出来,让我害怕。到乡上时,我怀揣着踏踏实实做事的理想,而如今,我已经招架不住,就像梦灵说的,我已经离梦想越来越远,变成了和她不同世界的人。

我决心离开。靠自学考上了陕西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重回校园,读了两年书,毕业后,赶上了县里一次人才引进的机遇,通过了考试,被分配到县直部门工作,从此,我再也没有回过乡镇。

像和命运做了一次交易,我也再没有见过梦灵。

(应作者要求,文中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郑振,现为公职人员

编辑 | 王大鹏

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被笑气摧毁的富二代:瘫痪后的我才意识到“毒瘾”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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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富二代同学徐峰说,那些以前带给他快乐或悲伤的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笑气把他的快乐透支掉了。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98 个故事

徐峰是我的本科室友。去年,他结束了在英国的交换生课程,回到郑州读研究生。几个月后,我也去了郑州,一群死党招呼着要聚一下。

徐峰是个富二代,热情开朗,总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人也随和,不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徐峰则考上了研究生,聚少离多。

那天,吃完饭后,我们去了酒吧,酒过三巡,慢慢玩嗨了。徐峰拿出一只气球,把出口放进嘴里,缓缓松手,里面的气体被他吸了进去。气球还没完全瘪下去,他就疯了似的,开始大摇大摆,哈哈大笑,像吃了兴奋剂。

几分钟后,徐峰的状态渐渐平静,看到我一脸惊诧的样子,亢奋地说:“知道这是什么吗?” 

“摇头丸?” 

他摇摇头,说:“你真老土,这是笑气,在英国很流行。回来之前我还担心在国内买不到呢。怎么样,要不要来点?” 

我本能地拒绝。他继续劝道:“这不是毒品,是一种麻醉剂,医学生很常见的。不信你问老刘,他是学医的。”老刘也是徐峰的死党,读的临床医学,比我们高一级。

老刘走过来说:“这玩意儿不算毒品,以前确实是用来麻醉止痛的。不过在国内挺贵的,一般人吸不起。”

徐峰大手一挥:“我请客,哥几个,别客气,来。”说着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气球,我拿着不知如何是好。有几个人已经很熟练地把笑气吸完了,变得和徐峰之前一样手舞足蹈。

 

 

网络图 | 夜店兴起“嗨气球”

徐峰看我没吸,以为我不会,又给我示范了一遍。我试着把气球出口靠近嘴巴,不料松得太早,气体都喷到了脸上。他们看到我的窘态,哈哈大笑,不知道是笑我出丑,还是笑气在起作用。

徐峰又递给我一只,我摆摆手说:“下次吧,刚刚我已经吸进去了一部分。”他就没有再勉强我。

回家后,我上网查了笑气的相关资料。笑气的学名叫一氧化二氮,1799年,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发现了它的麻醉作用,能使人失去痛感并发笑,因此被称为“笑气”,现在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助燃剂和表演。

我清晰地记得,在酒吧里,当笑气喷向我时,有一些气体扑到了嘴边,凉丝丝的,还有淡淡的甜味,让嘴唇有点麻。

 

 

图 | 小罐里的笑气被打入气球

大概过了一星期,徐峰约我看球。那天晚上,英超有场重量级的对决——切尔西主场迎战曼联。我和他都是切尔西球迷。 

徐峰在学校旁边的连锁酒店开了房,我过去时发现他女朋友何晴也在那儿。我有些尴尬,何晴站起来说:“没事儿,你们看球吧,我先回去了。”

比赛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切尔西半场就有两球领先,但徐峰显得焦躁不安,他以前看球时都是情绪激昂的。我打趣道:“你不会去英国待了一年,变成曼联的球迷了吧?”

他尴尬地笑了笑,摆手说,不会不会。

比赛胜负已定,看下半场时,我的心态很放松,和徐峰讨论比赛、球员和主教练,以及有争议的判罚。他只是简单附和,显得漠不关心。我察觉到不对劲。 

最终,切尔西4:0拿下了这场焦点之战。终场哨一响,老刘推开门进来了。徐峰看到他,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下子站了起来。老刘似乎没想到我也在这里,笑了笑。 

徐峰接过老刘的背包,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后是一排排的金属罐子。我瞥了一眼,马上就明白了,罐子里装的是笑气。 

 

 

网络图 | 笑气弹

背包里共有四盒,每盒二十罐,徐峰在手机上给老刘转了1200元,平均每罐笑气15元,确实不贵。老刘笑着说:“这些你先吸着,不够我再送来。” 

正说话的功夫,徐峰已经熟练地把罐子里的笑气抽入了奶泡枪中,然后对着枪口吸。不一会儿,地上已经有七八个废弃的罐子了。 

他招呼我吸两口,我借口明天要早起,离开了。刚走出房门,看到何晴和几个女生躺在另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对着天花板大笑,嘴里说着污秽的话,但表情却像是在互相赞美。床头柜上有散落的金属罐子,估计这些货也是老刘送来的。

老刘在学校时就喜欢做些小买卖,曾经多次到我们宿舍推销东西。他最大的特点是口才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大二时,有一回我就拜倒在他的舌灿莲花下,花三百块钱买了套没什么用的英语复习资料。

现在,老刘的主业是贩卖笑气。

徐峰对笑气的依赖越来越深,老刘偶尔自己也吸两口。我劝过他们好多次,徐峰不以为意,嘲讽我说:“你啊,就是胆小,不懂享受,像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当年考试时你连作弊都不敢,没想到毕业了还是这么怂。”

说完,他把三支笑气挤到一只气球里,然后吸进去。不一会儿,他状若疯癫,除了刺耳的笑声,和吞云吐雾的瘾君子没什么区别。短暂而猛烈的窒息感让他有些晕眩,身体慢慢倒了下去。 

我大吃一惊,赶紧过去扶。一旁的老刘满不在乎:“瞧把你吓的。放心吧,他没事儿,就是吸得猛了些,一会儿就醒过来了。”

我有些恼怒地看着老刘说:“你不觉得你现在就像那些毒贩子,在把徐峰引入歧途吗?” 

老刘笑着说:“这玩意儿不是毒品,在哪儿都能买到。何况徐峰是在英国染上的,和我有啥关系?” 

他告诉我,笑气在国外的留学生群体中很受欢迎,来效快,危害小,开party时经常用它来活跃气氛。

我想起徐峰刚到英国的那会儿,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抱怨在国外生活很孤单,想家,交不到什么朋友,他还说自己胳膊上起了很痒的红点,水土不服,什么都吃不惯。本来性格外向的他,为了融入当地的圈子,经常参加一些聚会,一来二去,就吸上了笑气。在英国,笑气是不受管制的,随处可见,在中国也未列入毒品。

说到这儿,老刘看着我说:“要不你也来点吧,真的,吸两口,没事的,你看看徐峰,也没出啥毛病啊。再说了,大家一起出来玩,别人都玩这个,你不玩,在一旁装清高,往后谁还带你?” 

他把气球硬塞到我手里说:“试一下,很爽的。”

最终,我没有经受住诱惑,把气球里的笑气全都吸到了嘴里,整个人仿佛飘在空中,周围一切都有种慢镜头回放的感觉。 

笑气的劲儿很快过去,我浑身轻松无比,不过并没有立刻笑出声来。老刘笑着说:“怎么样,哥们儿,我没骗你吧,是不是爽上天了?” 

那天晚上,我总共吸了三次笑气,直到回到住处,仍然觉得身轻如燕。 

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很难刹得住了。往后,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参加聚会,吸几只嗨气球,权当周末放松。在聚会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徐峰的同学和朋友,也有几个和我一样的新手。

我们这些新手不敢玩得太过,经济上也不宽裕,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旁边,老老实实地自娱自乐。徐峰他们明显是个中老手,吸起来毫无节制,为了追求刺激,甚至找人比赛,比谁能一次性吸入更多的笑气。

有一回,徐峰把整整十罐笑气打到一只大气球里,全部吸进了嘴,完事后还没来得及欢呼,就涨红着脸倒了下去。直到聚会结束,他才被人用水泼醒。 

醒过来的徐峰,看上去迷迷糊糊,精神很差,我和老刘把他送回住处,他原本结实的肌肉变得软绵绵的。开门时掏钥匙,他的手竟然哆哆嗦嗦,开了三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也没力气转钥匙,最后还是我把门打开的。

我想劝他往后少吸点笑气,但考虑到自己也入了坑,就放弃了。

分别时,老刘叫住我,凑到我耳边,说:“兄弟,往后你需要货时,在微信上喊我,友情价,送货上门。”

我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神秘地笑了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里面有一个群,叫郑州市笑气交流群。老刘笑着说:“货是别人搞来的,我负责拉客户,赚个差价。你要是要的话,按进价给,我一分钱不赚。怎么样,够意思吧?” 

我没回应他,打哈哈糊弄过去了。

 

 

网络图 | 笑气爱好者的QQ交流群

到了月末,我发现自己花费超支了,工资要等到下个月十号才发,我连房租都付不起,暗自发誓要把笑气戒了。虽然每罐只要十几块钱,但药效过去得很快,基本上一分钟就完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聚会,平均要吸食二三十罐才够嗨。

我比不上徐峰这种富二代,也不能像老刘那样以贩养吸,每月三千块钱的工资,刨去房租水电,根本负担不起吸笑气的费用。

可下定决心拒绝笑气的第三天,我开始怀念那种畅快感,难道是对笑气上瘾了?越想越怕。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长跑,跑不了多远就喘粗气。本以为是长时间没有锻炼的原因,可联想到上次和徐峰踢球时,不到半场,他就因体力不支被换下了,以前他是院队主力,踢全场没什么问题。

之后,我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以为远离了徐峰和老刘,也能远离笑气。事实上,瘾症是如此难以戒除,出差那段日子,我还是会怀念吸完笑气飘飘欲仙的感觉。从不抽烟的我开始抽烟,一天一包,吞云吐雾,借此转移对笑气的思念。

回到郑州后不久,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徐峰住院了。

老刘说,自那天我和他把徐峰送回去后,他就靠外卖和笑气生活,再也没有出过门。我有些责备地看着老刘,他解释说自己已经不卖笑气了,徐峰是通过其他渠道买的货,他们用微信联系,对方送货上门。

徐峰对笑气的瘾越来越大。情绪有时亢奋不已,有时无比失落。由于长期吸食笑气,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力气越来越小,甚至走路都成了问题,索性就一直躺在床上。

送餐的外卖小哥也说,徐峰连拿外卖的力气都没有了,每次都是小哥把饭直接放到床头的桌子上。徐峰躺在床上,仿佛处于梦游的状态。他的屋里堆满垃圾,散发出阵阵臭味,好几次都是小哥顺手提出去的。

终于在最后一次,徐峰连续吸食笑气十多个小时后,全身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臭味散发到屋外,邻居们进来查看,发觉不对劲,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肢体亚急性瘫痪。

医生束手无策,只能采取保守的长期治疗方案,说这种情况很少遇到,没什么办法。吸入笑气后,一氧化二氮大量且持续进入人体,会导致人体内的维生素B12急剧减少,吸入者的肢体可能会麻木,记忆力和认知能力越来越差,脊椎神经元的活动受到抑制后,大脑、胃肠、呼吸道、神经系统都在逐渐受到影响。

徐峰的父母想把他送到国外治疗,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是在国外笑气更常见,二是家人和朋友都在郑州,可以帮忙照顾徐峰,防止他复吸。 

银行卡和支付宝上的消费记录显示,回国后的三个月里,徐峰吸食笑气的花费多达几十万元。他父亲很懊悔:“当初就不该往他卡里打这么多钱。都怪我不好,忙着做生意,对小峰不够关心。”

徐峰的父亲把生意交给下属打理,自己每天待在医院里陪儿子。康复过程很漫长,为了戒掉他对笑气的依赖,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吃和笑气口味相近的冰淇淋,但效果都不明显。

徐峰说,轻微的刺激已经很难触动他了,冰淇淋在他口中就和棉花一样无味。那些以前带给他快乐或悲伤的东西,爱情、足球、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笑气把他的快乐透支掉了。

我想让他试试用尼古丁代替笑气,但想了想就知道没用——我们对笑气的依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我戒掉笑气也不全是尼古丁的功劳。

再后来,医院检查发现,徐峰的运动神经受损严重,左手几乎废了,手臂无法抬起,手指不能弯曲,只能轻微地摆动,腿部力量也受到损害,坐上了轮椅,两个月后才能独自站立,在护士的搀扶下行走。

和徐峰一起吸笑气的那些人中,也有几个被送到了医院,最严重的吸食者落下了不可恢复的终身残疾。徐峰的女朋友何晴有回一次性吸入了过量的笑气,导致窒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后发誓再也不碰这玩意了,至于她和徐峰的恋情,也告吹了。

笑气吸食者的父母,有的和徐峰父亲一样,懊悔自责,也有些脾气躁的,对儿女破口大骂。后来,我看到一篇吸食笑气的女留学生写的公开信,因为吸食大量笑气,她身体机能紊乱,学业中断,每月花费十几万元,最终坐轮椅回国。公开信在网上引发极大关注,媒体对笑气的报道也接二连三。

在国外,笑气是徐峰他们这些富二代玩的游戏,我为了显得合群,进入了自己承受不起的圈子。而徐峰他们或许是出于好奇和社交,或许是显示财富地位,在异乡的孤独生活中接触到了笑气。笑气的传播是一条以合群为目的的社交链。

唯一不同的是,徐峰追求刺激,吸入的量很大,效果会持续几分钟,而我囊中羞涩,每次只吸一小罐,效果几十秒就过去了。徐峰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瘫痪,而我花费金钱,精神涣散,卷入一个和瘾症纠缠不休的旋涡。 

有一次,我问老刘:“你是怎么戒掉笑气的?”

老刘笑了笑,说:“为了验证笑气是否具有危害性,我用实验室的小白鼠做了回实验,给每一只小白鼠吸食了一罐子笑气,结果十只小白鼠里,死了三只。”

“你呢?”他问我。

我没有回答,递给老刘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根,叼在嘴里。

没有告诉他的是,那天在他打我电话前,我已经编辑好了信息,准备让他给我送些货来。可看到徐峰的惨状,我惊出一身冷汗,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今,我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吸食笑气了,下一步,争取把烟也戒了。

徐峰休学了一年,回到家后还在调养。上次见到他时,除了手脚不大利索外,身体其它机能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人不再郁郁寡欢,重新变得开朗和健谈。

笑气消失了,他却更爱笑了。


作者李恪,新媒体从业者

实习编辑 | 刘正  

本期故事推荐:我把吸毒的父亲送进监狱。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 【 74 】自提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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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抓娃娃机的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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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留在小地方的父母们,正在摧毁抓娃娃这个行业。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04 个故事

 一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终于脱离了月光族的队伍。2016年底,账户上还有两万元余额,我决定带爸妈出国旅行一趟。虽然从小学习成绩好,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这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啃老,过去出国旅行都是我妈付钱,这次我打算变一变。

因为要从首都机场出发,爸妈提前两天来到北京,除夕前几天的北京异常萧瑟,小区附近的菜市场都关门了,我只好带二老到三公里外的超市买菜。

超市门口有五台娃娃机,平时买完东西,我都会去玩两把试试运气。两元一次,童叟无欺,抓到娃娃的概率很小,我归咎于运气。运气最佳的一次,我花28块钱抓到了一只中号的Kitty猫,更多的时候却是血本无归。 

每次玩这样的游戏,我总能想起童年时爸妈带我去公园坐旋转木马,还有我爸教我在电脑上扫雷和接龙。这一次,一家人正要进去买菜,看到娃娃机,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爸妈也会喜欢这个游戏呢。 

我们来到娃娃机前,我像老师一样给他们示范投币、移动控制柄、按下抓取键,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像第一次发现世界还有这么稀奇的玩意儿。

“不对,钩子往前挪……往后,再往左一点……”我听老爸的指挥按下抓取键,但一无所获。 

机械兵出身、爱摆弄家具家电的老爸有些急了:“你这样肯定抓不到,换我来。”示范三次后,老爸摩拳擦掌。

老爸对抓娃娃表现出十足的天赋。虽然第一次玩,他却分外专注,眼睛紧盯着娃娃机里的抓手,前推后挪,每一步都深思熟虑,仿佛在驾驶一辆坦克。我妈在一旁眼睛睁得很大,屏住呼吸,像猎手对着猎物。我听见她在旁边嘀咕着:“太靠右了,再往中间挪点就好了。”

“啪”的一声,抓手向一只兔子娃娃袭去,钩子奇迹般勾住小兔子身上的衣服,我们三个人惊喜地看着钩子一点点向出口移动,又是“啪”的一声,小兔子从出口滚了出来。我跟我妈欢呼雀跃,老爸在一旁得意地笑了:“你们想要哪个娃娃,我去抓。”

我妈仔细检阅了另外四台娃娃机,得出一个让我惊讶的结论:娃娃都不错,品类多,看着质量都好。我心想,看不出来,平时不喜欢游戏的她对抓娃娃还挺有兴趣。玩了一会,兜里的游戏币已经用完,好在还能手机支付。

我们继续抓了二十多次,我爸操作,我和我妈在旁边出谋划策。又是“啪”的一声,一只小熊掉了下来。有些冷清的超市门口再次传来我们的欢呼声。

自从我上大学离开家,一家三口齐心协力做一件事的场面还是头一次出现。当我们收获了两个娃娃,准备心满意足地结束战斗时,想到的不是赶紧去买菜,而是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抱着娃娃的全家福。 

五十多块钱抓到两个娃娃,这是我抓娃娃历史上效率最高的一次。大学毕业前有段时间,我也迷上过抓娃娃,每次花不少于五十块钱,却从来没有抓到过。

二 

旅行结束,爸妈回到老家,我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北京忙碌繁琐的工作里,时不时地给二老打通电话。 

有一次周末,电话那头特别喧闹,我妈扯着嗓子说,她和爸爸在电玩城。

“你爸返老还童了,一进电玩城就挪不动步。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家再给你打。”这么多年来,我妈头一次主动挂断了我的电话。

电玩城?难道是在抓娃娃?我脑海里闪过老爸在北京抓娃娃的情景。

我心里一阵窃喜:总算帮二老找到了一件好玩的事。这些年来,爸妈下班回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玩手机,我妈想去看电影,我爸懒得去。我爸想去喝酒,我妈又会生气。遇到节假日,总会为去哪里旅游这类的事争执。除了饭后在河边散散步,两人都没什么娱乐活动。 

我妈的回电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俩花了200块钱买游戏币,都用在了抓娃娃上。我妈自称是合格的军师,在她的辅助下,我爸抓到了4个娃娃。听得出他们都很开心。

“厉害!你们怎么抓到的?快教教我。”我对他们的新爱好极力煽风点火。

我妈得意地说:“这可是有秘笈的,下次回家给你示范。”

后来的一个月里,我妈几次打电话汇报战果,用微信传来很多张娃娃的照片,以此诱惑我回趟家。他们把抓到的娃娃拿回家后,在我卧室的小床上一字摆开。为了拍照好看,一向节俭、衣服不穿破舍不得扔的她还专门买了一条浅粉色床单。

爸妈在娃娃机前屏气敛息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忙工作、忙恋爱、忙着挤地铁,生活节奏快,什么事都很赶。到了周末,就瘫在家里看剧,不愿再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到火车站坐车回家。虽然坐高铁也只几个小时,但想到北京西站汹涌的人潮,就少了回家的勇气。

经不住我妈软磨硬泡,就在抓回来的娃娃摆到两排的时候,我回家了。推开卧室门,橘色的灯光打在娃娃们身上,小兔子、小狗、小熊、小猩猩、史努比、熊本熊、机器猫、小黄人······他们的玻璃眼珠像是有了生命。

“娃娃们在等你回家呢,”我妈轻声说,“今晚就让它们陪你睡吧。”我小心翼翼地把30多个娃娃放在床头和靠墙的地方,给自己腾出了睡觉的位置。

早上天还没亮,我妈兴奋地过来看我,她坐在床边,问我屋里有这么多娃娃感觉如何。我本想说屋里变得拥挤好多,但想到这样会让她失望,转而告诉她,这么多娃娃让我想到小时候。

不知被哪句话触动了,她突然眼泪闪闪,说:“我去抓娃娃的时候总在想,要是你小时候有这么多娃娃就好了。那时候家里不宽裕,你没有一件像样的毛绒玩具。如今你长大了,爸爸妈妈也老了,看着你那么喜欢娃娃机里的娃娃,我们都猜是你小时候缺了玩具。” 

“没有吧。”我尴尬地摇摇头,“没觉得小时候缺玩具啊。” 

那天晚上,我们散步到一个刚开不久的商场,我爸神秘兮兮地说最近他和妈妈常来这里,也一直想带我来。我爸平生最不喜欢逛商场,既然这么说,肯定有玄机。果然,商场负一层有一个抓娃娃店,不到20平米的场地,摆了20多台娃娃机。

我们一来,店员小姐热情地上前迎接:“叔叔阿姨,你们又来啦。”显然,我爸妈已经是这里的常客。我妈狡黠地一笑,对我耳语:“我们手气很好,差不多30块钱就能抓走一个。他们店里都害怕我们了。”

娃娃店里的顾客以年轻人居多,也少不了熊孩子,像我爸这种鬓角稍白的60后大叔显得格外醒目。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因为技术高超在这家娃娃店已颇有人气,渐渐地自带名人光环,每次上阵都有人驻足围观,以年轻女孩居多。她们自己抓不到,围观我爸的操作,跟着鼓掌欢呼,甚至有人把钱交给我爸,让他帮忙抓。

沉稳冷静的老爸也有失手的时候。“你爸心理素质不好,帮别人抓从来没抓到过。”我将信将疑地看看我爸,我妈接着说,“这种时候,你爸就会主动把我们自己抓到的送给别人。”

老爸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你爸已经是抓娃娃界的名人了,要大气一些。” 

三 

半年前,一个男青年花几万块钱抓娃娃的事在网上火了。我把这条新闻转到家人的微信群里,我妈兴奋地打电话过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平均几块钱就能抓到一个。我们努努力也许能超过他。”

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抓娃娃秘笈,也殷勤地转发给他们。没想到,我爸很快将秘笈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投入实战。诸如“放在洞口处的娃娃,可以掀一端,将其翻进洞里”、“勾住娃娃身上的衣服,不容易掉”……都成了我们每次打电话交流的内容。他们不断跟我汇报近期战绩,我也趁机溜须拍马,讨他们开心。我在北京常常去抓娃娃,不过仅限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玩儿两把,并不上瘾。

当我又一次回家,进屋后的景象着实吓到了我:我的床上整整齐齐、严丝合缝地摆满了娃娃。他们看到我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吓到了吧?”

我爸坐在床边,从娃娃堆里一把抓出一只小熊,说这个抓了好久,很难抓,然后抓出一个北极熊,说这个要抓这个位置,抓出的概率很大,用手指了指熊的后腰,最后抓出一个邦尼兔,说这个刚开始觉得难抓,后来多抓了几次,就顺手多了。我抬头一看,墙角排排坐了至少30只一模一样的邦尼兔。

作为一名上过前线的老兵,我爸把抓娃娃看作打仗,从技术角度观察抓手的抓力,运用战略战术思维提前布局,选择很长时间没出娃娃的机器下手,等到抓出娃娃拿回家,洋溢着打了胜仗的喜悦,看娃娃的眼神像在检阅部队或者战利品。目瞪口呆的娃娃们听从他的指挥,像是自动走出了序列。 

那段日子,爸妈几乎没有一天会缺席娃娃店,通常都是空手过去,拎一大包娃娃回来。回家的路上也不闲着,分析失败教训,总结成功经验,考虑下一次复盘。

一次,我们家跟几个很久没见的亲戚吃饭,饭桌上,我爸大谈抓娃娃的诀窍,引来席间年轻一代的追捧。我堂哥说,自己抓娃娃打不破魔咒,花再多钱也抓不到。听了我爸说自己抓到过一百多个娃娃,起初不信,看到照片后惊得合不拢嘴。

“小叔,你说的我真不信,那些娃娃机爪子都是调过的,故意让人抓不到,”我爸摆摆手,“没那回事,你还是不会抓,掌握技巧,很容易。”他又把“翻进去”、“砸过来”、“勾绳子”等等秘笈讲了一遍,还把娃娃按形状分门别类,比如形状不规则的娃娃最好抓,抓中间卡住身子。圆球形的娃娃很难抓,抓到也很容易滑落。有翅膀的一定得卡住翅膀的位置。

表妹拜我爸为抓娃娃大神,要求我爸实地表演一次。桌上其他几个长辈见我爸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无不投来艳羡的目光。大姑长叹一口气:“我弟弟成活宝了,以前没见这么贪玩啊。”大伯摇摇头,自愧不如,“我不爱玩年轻人的那些玩意儿,要那么多娃娃干嘛?拿去卖?” 

我在一旁默不作声,我知道带他们入门的人是我,那些欢乐都是我带来的,想到这里,竟发现自己是个孝顺女儿。

家里的娃娃越来越多,爸妈抓娃娃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成为技术派的我爸,据说平均26块钱能抓到一个。再后来技术纯熟,两块钱抓出大象娃娃,四块钱抓出米奇,平均每个花费十几块也很正常。

听说我喜欢圆乎乎的kitty猫,我爸从各个角度苦练七八天,花费一千多块,硬是把娃娃机里的20多个kitty猫抓得一个不剩。抓娃娃店的店员开始抱怨,说店里的老板看到我爸妈抓的多就会责怪员工。这时,我妈也会反击:“我们花的钱多啊,你们还是赚的。况且我们也是活广告,多少人都是看到我们抓的多,才被吸引来的。” 

娃娃店浮现的其他高手也吸引了我妈注意。一个中年女人每次来店会一次性地买两三百个币,然后啪啪啪,一抓一个准,还调整好抓手,让年幼的儿子按下按钮,娃娃应声而落,中年女人为孩子欢呼鼓劲。还有一对情侣,大概是自己抓不到,总是委托高手帮抓。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几个月,我爸的手气突然变得很差,有几次两三百块也没抓到一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每天去抓,家里的娃娃数量突破500只大关。过去,这些娃娃还能摆满我的小床,现在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住处的三间房子里。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开车将娃娃成批押送一次,依次摆好,再盖上床单。


作者图 | 爸妈抓来的一小部分娃娃

对于一直以来省吃俭用、常以一个月花不掉500块钱为荣的我爸,用这么多钱抓娃娃简直不可思议。还有那个舍不得买昂贵化妆品,不把衣服穿破就一直放在衣柜里的我妈,想想她能不断地把整钱换开,一次次投币或者扫码支付给娃娃机,我觉得事情变得有些危险。 

终于,在得知家里已经花了一万块钱抓娃娃的时候,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电话里,我第一次严肃询问了目前家里娃娃的数量、安放情况,以及之后这些娃娃的去处。我妈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成本,一次不超过50块。”

“50块?”我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娃娃成本很低,50块抓一个也太贵了。” 

为了让她信服,我有些心痛地告诉她,一个做过娃娃机生意的司机上次对我说过,平均一个娃娃的批发价相当便宜。

我妈在电话那头急切地反驳说:“你仔细看看这些娃娃,都是质量很好的呢,我在商场问过,一个卖68块。我们现在平均35块钱抓一个,赚了。” 

“以前不是能十几块抓一个吗?”我激将道。 

“运气时好时坏,娃娃机也有变化,感觉那些秘笈最近都不太管用了。”

“抓娃娃店肯定调了抓手松紧度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抓不到就别抓了,真是不可理喻。”我抱怨。 

“好了好了,你就不要管我们了,我们难得有个爱好。如果不去抓娃娃,我们俩吃完晚饭都不知道做什么。” 

“可是没地方放了。”我愤愤地说。

“我们会想办法的。等我退休了,我就开一家娃娃店,卖这些娃娃。再或者我现在就去卖,挂在汽车后备厢,到幼儿园、小学门口,总会有小孩子喜欢的。” 

我妈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她真的背着我和爸爸,把娃娃拿到附近的小学门口,拎着一兜娃娃站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学生最多的时段,她在小学门口站了半小时,一个也没卖出去。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她,恐怕怎么都喊不出第一句吆喝。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没卖出去一个娃娃,她心中反而有些窃喜。其实他们抓到每一个娃娃都不容易,也因为不容易,所以每一个娃娃对他们而言都很特别,凝结着当时的智慧、运气和欣喜,然后通过电话线传递到了北京。

她说,每次她和爸爸抓到娃娃的那刻,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像坐上了时光机,突然被拉回到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如果我当时就能拿到这个娃娃,我一定会兴奋地喊,爸爸妈妈。 

 

作者王清洛,图书编辑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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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一个的打动人心的故事。

  




 

女童保护讲师自曝儿时性侵经历,施害者是亲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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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儿童事件频发的当下,保守估计,中国有9.5%的女童和8%的男童曾遭到不同方式的性侵害,总数高达2500万人。家长的漠视以及性教育的缺失,让坏人屡屡得手。和主人公的遭遇一样,多数性侵案中的恶魔都是熟人。

素媛

五六岁是人生最好的时候。我住在姥姥家,一个人成天在田野里跑啊跳啊,弄得浑身脏兮兮。偶尔累了,就回到屋里,冲姥姥喊一句:我妈什么时候来?

姥姥总是说,快了,就来了。

其实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盼望妈妈。自懂事起,我就跟着姥姥过,每天自由自在的。他们说,我还有个弟弟,爸爸长期在外地,妈妈照顾不过来,只好把我放在乡下。

穿着碎花布的妈妈,总是坐着班车,匆匆地来看看我,又匆匆地走。我有时候拽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说妈妈你别走,带着我回家吧。但她还是走了。

后来我就偷偷地跟她一阵,藏在墙垛后面。看她走得没影了,就猛地往回跑,到地里再滚一身泥。

到8岁的时候,该上小学了,妈妈才来牵我回县城。

妈妈上班的地方在郊区,一家人挤在她单位的家属院里。那是一溜平房,灰扑扑的土砖,连着住好几家人。每家有两间屋子,其中一间放着炕,另一间是厨房。屋子低矮,光线不好,两扇旧门耷拉着。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条件差,能和妈妈一起过日子就行,多开心啊。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些异样。炕很宽敞,妈妈每天只抱着弟弟睡,我独自睡在一边。她的工作很忙,一大早吃过饭,她就赶忙出门,先把弟弟送去幼儿园,再去上班。下班也得先去接弟弟。

明明是回到了家,我倒像个外人。一个人走路上学,放学再自己走回来。半个多小时的路,没有伙伴陪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好凶啊,中午还必须得睡午觉。我想念姥姥,想念乡下自由自在的日子。人真是奇怪呀,以前总爱追着妈妈,现在却又想要离开。

妈妈大概也看出些不对劲,她跟隔壁的李阿姨说,这姑娘怎么就跟我不亲呢,每天闷着个头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李阿姨跟妈妈关系好,她一眼就看明白了,说你们家女儿每天独来独往的,也没个人陪,别给憋出病来。

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了。他是个警察,长得十分威猛。我没见过他几次,躲在桌子后面,既紧张又畏惧。他把我拉了过去,拍拍我的脑门,问了问学习情况,就爬上炕睡了。

第二天天亮醒来,爸爸已经走了,他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爸爸没在意女儿的心思,直到离开,连一个拥抱都没有。

直到姨父出现,我的孤独症才被治好。他是李阿姨的丈夫,偶尔跟着来串门子。那男人高高壮壮的,待人很和气。他能把我抱起来举得老高,有时候还陪我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逗得我直笑。妈妈说,这孩子喜欢你,以后多帮忙照顾着点。

姨父是上夜班的。我放学早,下午四点多就到家,距离妈妈把弟弟接回来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我每天都走得很轻快,想回去找他玩。透过院墙,看见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打足了气,我就知道他在家,心里有些欣喜。

姨父知道我回来了,总是趁我不注意,从背后一把将我抱起,逗我笑。我总想,他要是爸爸就好了。

有一天放学回来,刚进屋把书包放下,姨父又从背后把我抱住。这次他用的力气很大,把我勒得生疼,我觉得他有点古怪。他没有松手陪我到院子里玩,而是用长着胡茬的嘴亲我的脸和脖子,还把手伸进衣服里,到处摸我……

我很惊恐,问姨父你做什么呀,你把我弄疼了。他不回答,只是喘着粗气,也没有停止动作。

过了很久,他终于蹬着自行车出门了。我傻愣愣地坐在炕上,往窗外看去,天还没有黑。

妈妈把弟弟接回家了,一进门就忙着做饭、洗衣服。我想问她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只能自己琢磨。我意识到姨父做得不对,应该离他远一些。

第二天放学后,我拼命地磨时间,走得很慢很慢。走到那排平房,远远地看了一眼院子,二八大杠还在,我悄悄躲了起来。后来的三年里,我躲过很多地方,矮墙后,玉米地,树下。

姨父高大的身影总是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听到脚步声,我会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缩起来。一旦被发现,我掉头就往外跑。妈妈没回来之前,一定不能进屋子,想上厕所也得忍着。

但他总能抓住机会。有时候我太饿了,有时候憋不住想上厕所,还是会偷偷跑回家。每当门从背后哐当打开,我就浑身战栗。8岁小女孩的反抗总是不值一提,我哭叫,到后来不再哭叫,任由他侮辱。一次又一次,姨父不紧不慢地离开,留下黑屋子里惊恐的我。

后来家里有电视了,姨父就成了电视剧中的坏人,和这座平房和被踹开的门一道,一夜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他总是把我的衣服扒光,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尖叫、踢打,但无济于事。

我一次次半夜醒来,夜晚如此安静。妈妈抱着弟弟睡熟了,县郊的窗外一点灯火都没有。有时候有朦胧的天光透进来,树影子打在窗上,有时粗有时细,离天亮却总还有那么久。

早上起来,一切都跟没有发生一样。我总是想,要不要告诉妈妈呢?但是我不敢,我甚至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妈妈总是那么陌生,她一如既往的忙,不理解越来越内向的女儿,也没有发现她的噩梦。

沉默,更沉默。没有人明了一个小女孩的恐惧。直到今天,我仍然习惯走在人后,竭尽全力抑制自己回头,害怕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

这样噩梦般的经历,整整持续了三年,我长成了11岁的姑娘。

电影《素媛》剧照

爸爸终于从外地调了回来,我们搬进了市区。搬家的时候,我一点回头的勇气都没有。我害怕看到那座平房。

有了一些生理知识后,我觉得自己无比羞耻。身边的小女孩都活蹦乱跳的,我不敢跟她们交朋友。我会不会怀孕呢?是不是不完整了?脏女孩?无数的疑问在心里转来转去,永远没有答案。

我有了自己的房间,不需要再和弟弟抢被子了,家却还是冷冰冰的。爸爸很严肃,也很陌生。跟他单独在家的时候,我不敢换衣服或者洗澡,他要是也突然抱住我怎么办?

妈妈仍然很忙,万千宠爱始终围绕着弟弟。我每天机械地吃饭、写作业,在学校做一个最普通的学生,回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常缩在教室的角落里,走神,或瞌睡,成绩一点点退步。我有时候想,死了是不是好一点?那样至少会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吧?但我始终不敢。

我恨自己的父母,胜过恨侵害自己的那个男人。

有一天,我读到白雪公主的故事,忍不住流了眼泪。她被恶毒的继母赶出家门后有七个小矮人作伴,而我的父母近在咫尺,却没有人关心我的噩梦。我很想问他们,既然把我生下来,为什么不能给我完整的爱?可什么是完整的爱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初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爸爸的同事。那个叔叔30多岁,经常来我们家串门。他会特意跟我聊天,问我的学习情况,夸我长得漂亮,有时候还给我带礼物。他长得不高不帅,但在我内心最孤独的时候出现,他不会欺负我,也不会像爸爸一样冷漠。

我天天盼着他来,心里暖洋洋的。那段时间的梦里,坏人害怕了,总有一个人会帮我打败他。我住在城市的大房子里,那个叔叔帮我把铁门关得严严实实。我一遍遍在心里酝酿着,有一天我要跟他说,你来保护我好不好?

但是两年后,叔叔突然变得很冷漠。他慢慢不来我们家,在外面遇见,不再跟我开玩笑,也不关心我的成绩了。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工作调动,他不再有求于爸爸。

我就这么患得患失地长大了。经历了沉闷压抑的中学时代,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大学里,有很多人追我,不过我都拒绝。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幸福了,只想赶紧过完这一生。

工作后还是结了婚,但是和丈夫没有感情,总是争吵不断。后来他出轨了,我们很快就离了婚。我对男人感到厌倦,也很恐惧,独自带着儿子过了17年。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秘密。

无力感充斥着我的生活,有时候情绪会忽然跌落,整个人像是回到县郊的那座平房里。

2014年冬天,我偶然看到“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新闻,就尝试着申请加入。我已经40岁了,还能做什么公益呢?“女童保护”的发起人挺着大肚子,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说,你就做志愿者讲师吧,向老师和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的知识。

我平时的工作很自由,便一口应承下来。接受完培训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到全国各地讲课。

图 | 在“女童保护”课上积极发言的孩子们

去年8月的一个晚上,课程结束后,小学老师李莹来酒店房间找我,还未开口就哭得稀里哗啦。28岁的她个子高高的,性格温顺,看起来阳光明媚。她是个单身妈妈,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离了婚。事实上,她爱她的丈夫,但无法告诉他真实的离婚原因。

9岁的时候,李莹遭受了性侵害。结婚后,只要丈夫碰她,她眼前就会出现另一个男人的影子,身体会痉挛,心里跟刀割一样。发展到后来,她不敢回家。

我艰难地听她说完,帮她擦干眼泪。人生第一次,我遇到了和我经历如此类似的人。

那天我一夜未睡,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变得有些忐忑。一百多名等待培训的老师,坐在台下齐齐看着我。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不能让别人随便碰你的隐私部位。如果他们碰了你,或者让你看他们的隐私部位、裸露的图案或视频,一定要勇敢地拒绝他们,并且立刻告诉你最信赖的人。”

我机械地把这段话念完,嘴唇开始发干。李莹就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姨父的身影在我眼前不断闪现。我想起了那些跟我有差不多遭遇的女孩,她们就像是我的一部分,过去的疼痛被一点点还原。

四川一个四年级女生,被爸爸和外公强暴长达4年。12岁的她,总是拿小刀划自己的手,用头狠狠地撞墙。

湖南一个14岁的小姑娘,已经是第三次怀孕,唯一能确定身份的罪犯是同村74岁的老人。

黑龙江有个12岁的单亲女孩,爸爸出门打工,她和奶奶一起生活。当被发现和60多岁的老头赤裸裸躺在炕上时,她无法说清楚这是第几次。

河南的小草莓只有5岁,她总是指着电视上的大象说,妈妈,王伯伯身上也有大象鼻子。王伯伯是她幼儿园园长的老公。

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一种强烈的情绪在心中冲撞,像是洪水一样,夹杂着委屈和疼痛。

“其实,老师曾经也有过被性侵的经历。”这句话突然就跳出来了,我还没有想好下一句话该说什么。

小心翼翼隐藏了30年的秘密,每天的辗转反侧,我却不知道该如何描述。

整个教室的人都看着,我张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泪水从眼眶里滚出来。课堂里只剩一个中年女人的哭嚎。

这是我三十年来,第一次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很庆幸,那天之后我心里松快了一些。在巡讲的课堂上,我总是能看到很多双清澈的眼睛,那些小女孩和我当时的年纪差不多,无忧无虑的样子。

同事们和我都不敢松懈,马不停蹄地辗转在各个学校,我前后讲了200多堂课。和孩子们接触得越深,我就越理解自己长久以来的恐惧。讲出被性侵的经历是一件太艰难的事情。

一个孩子曾经给我发短信: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才上五年级,可我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

我慌忙回电话,对方已经关机。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换一个手机给我发短信,然后立即关机。我猜测是某个学校的学生,请校长帮忙排查,但最终没有下文。

我理解这个孩子。我和她一般大的时候,连偷偷和别人讲的勇气都没有,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笑的是,过了30年,性教育仍然是一座不可触碰的冰山。老师们把生物教材里关于人体生理结构的章节翻过去,红着脸说,这一章大家自学。而在这背后,是中国2500万儿童遭受不同程度性侵的事实,其中超过八成是熟人作案。

我把工作放在一旁,甚至在儿子高考冲刺的时候,也取得他的谅解,到外地给孩子们讲课。

那次在课堂上,有个女孩举手说,上周去姨爷爷家玩,他使劲把我抱住了。我连踢带打的,咬他,好不容易才挣脱开。回家我就告诉了奶奶,她让我以后不能独自去别人家。

我立即给小女孩一个小礼物,奖励她的勇敢。没有同学笑话她,孩子们像是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鼓着眼睛看我们。

课程中,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突然在电话那头哭了,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知道了些什么,只是平静地说,妈,我在上课。我曾经那么渴望她的关心和歉意,现在不再需要了。我已经不再害怕说,我曾经遭受过性侵害,希望大家借鉴我的经历,远离伤害。

挂掉电话,我不动声色地跟孩子们说,要小心身边的熟人。

那个发短信的女生一直没有找到。李莹不再回复我的微信。我看到她在朋友圈分享她女儿的照片,透露有一位男同事正在追她,并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那天,我睡了个好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梦里不再出现坏人,那座平房也消失不见了。

口述 | 陈莫,现为公益组织讲师

撰文 | 雷军

这期故事发出后,很多读者找到我们,说出了她们曾经遭受的性侵经历,儿时不懂什么是性侵,长大后却被这些童年阴影折磨。在房思琪事件发生后,我们推出了这期短故事,希望引起更多家长老师的注意,儿童性教育实在太重要了。

微信公众后台回复关键词【性教育】,自提取故事【像房思琪一样,她们在当初甚至没有意识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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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板凳上的爱欲:残疾人的性需求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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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了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病:“瓷娃娃”病。经历了无数次骨折之后,我终于长大了。现在,我想正视一次欲望,爱情,和自己。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1 个故事

“两边凳脚又被你磨坏啦,我给你重做一个。”

我坐在轮椅上,看爷爷蹲着给我做新的小板凳。他弓着背,地上放着三块木板,不停地用锉刀打磨,有一块木板最大,长三十五厘米,宽十三厘米,厚一厘米。这一块,是用来做凳面的。还有两块尺寸一样,都是长十五厘米,宽十三厘米,是用来做凳脚的。

磨好了木板,他开始钉钉子。很快,他就把一个小凳子做好了。这样的小凳子,爷爷已经给我做了上百个。他把我从轮椅上抱下来,放在小凳子上让我试试。我用这个小凳子慢慢往前“走”,感觉比上一个更顺手了。

除了轮椅,这个小凳子就是我“走路”的工具。我坐在凳面上,双腿交叉放在身前,与身体保持垂直,侧面看,整个人像一个直角。我用两只手握住凳子两端,一左一右地抬起、挪动凳子,从而达到前行的目的。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父母工作居住的城市。暑假的时候妹妹会去,我也会趁此机会去父母那里待上两个月。从老家到父母工作的城市,坐长途车大约七个小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这样不用受其他乘客打量,又可以看风景。

汽车停在服务区时,别的旅客都下车吃东西,上厕所,而我只能在车上解决。去父母的住处只有短短两个月,所以轮椅放在老家没有带。陪护我的爷爷,总会带几个空瓶子,让我悄悄排尿,最后拿到车下去丢掉。

从乡村泥土小路,到交错的高速公路,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终于到了父母在市郊的住所。一路上看着风尘仆仆的旅人和钢筋水泥的庞大怪兽,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外面的世界。

因为身高问题,我坐着的时候,双目平视的视线只到普通成年人的膝盖部位。盯着健全人笔直而有力的腿,看着他们站立行走,奔跑追逐,除了羡慕,也有嫉妒。

我的头颅硕大,躯干短粗,腹腔里有一块骨头突起,使我的肚子看起来浑圆而诡异。我的四肢短小而脆弱,穷其一生也无法直立行走,只能坐着或躺着。

虽然无法站立,但是我用一个小板凳充当“交通工具”,长期用手抬起自己,手臂得到了一定的训练,上肢倒也算结实有力。下肢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由于骨骼纤细,身体躯干又太重,双腿根本无法支撑上身的重量,常年都是将双腿交叉着向前盘起。

这是一种叫做“瓷娃娃”的病,又叫“脆骨病”。由于成骨发育不全,患者非常容易骨折,同时这种疾病会迫使患者躯干发育异常,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被挤压成细条状。作为一种罕见遗传性骨疾病,发病率约十万分之三。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图|爷爷做的小凳子

小时候经常只是在床上爬,无意间就会骨折。打了一个喷嚏,也会骨折。伸手想要够点什么东西,又会骨折。我的童年经历了无数次骨折,只记得疼到嚎啕大哭。家人把我送到医院,医院也不愿接待我这个病人。他们都说,这没法看。他们顾虑的是,如果操作不当,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骨折。

父母在医院苦苦哀求,最终医院还是不同意治疗,我只能被带回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十天半个月,或者更久,让骨头自行愈合。

幸运的是,长到十几岁,骨折情况就极少出现了。爷爷为了让我可以自己活动,给我定制了专属的小凳子,为了不靠旁人的帮助,为了自己“走动”,我和凳子开始了漫长的斗争。

起初手臂力量不够,加上骨头脆弱,把自己抬起来着实很吃力,稍有不当就会造成脱臼。于是我常常在尽可能不伤害筋骨的情况下,利用别的方法来锻炼上肢。比如没事就扔扔石头,拍拍皮球。时间一久,骨头硬实了,重新坐到小凳子上,训练着用手抬起凳子,左手抬起左侧的凳角往前挪一下,再用右手抬起右侧的凳角往前挪一下,就这么一左一右,双手发力,一点一点往前挪动。

现在,我已经可以很自如地利用一张小凳子穿梭于我家的房前屋后了。

有时候也庆幸,虽然我是个残疾人,但我还有一双手,这双手能让我自己刷牙洗脸,吃饭拿东西,甚至打游戏机,都不耽误。

即便自己可以慢慢习惯,但许多人看见我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很吃惊,因为模样实在吓人。更有人会直接喊我“瘫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相当憎恶这个世界,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发泄的突破口。

十四岁那年我闹着让家里给我买了电脑,接了网线。起初只是利用网络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比如看暴力视频,打格斗游戏,后来辗转QQ,认识了很多网友。

我识字不多,为了可以看更多的东西,和网友聊天,我就自学了拼音。找了妹妹学龄前用的几本带拼音的童话书,一个一个字开始学习,久而久之,我认得了别人给我发的信息,也会用拼音打字了。我的手臂力量比较好,手指也灵活,打字的时候倒也不费力。

网络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甚至,遇到了让我心动的女孩。

当我一年年长大,我开始发育了。脸上长出了痘痘,嘴唇上方冒出了胡须,声音变得粗轧,连喉结都冒出来了。

十七岁的一个早晨,我从梦中惊醒。那个梦里闪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像面孔,穿着清凉的女孩,模糊的面孔,娇俏的笑声,裸露的身体。醒来时我察觉到身体的异样,裤裆里一片潮湿。我不敢向家人提起,惶恐地上网搜索,才知道这叫做遗精。

我断断续续地开始有了晨勃,那憋尿一样的感觉,让我有种无处发泄的冲动。看着身下丑陋的器官,我羞耻而无助。

作为一个心理和性生理都与常人无异的残疾人,我也有性需求,也会性幻想。我渴望被爱,渴望被亲抚。一般人不会理解,他们会诧异残疾人也有性需求,甚至我的父母家人,也始终把我当成一个无欲无求的孩子。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残疾人只要求得三餐温饱,性命无虞就应该感恩戴德,怎么还能奢求云雨之乐?

当欲望来临,我都是用手来自行解决。为了避免家人碰到,引起不必要的尴尬和误解,我会在深夜的时候,关上房门,隐秘地进行处理。每当这时我的脑子里会克制不住地浮现出一张面孔,那张不算好看,却真实可爱的脸。

作者图|平时使用的轮椅

十九岁那年,我在网上下围棋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们对决了十五局,她输了十四局,还有一局是我放水让她赢的。后来我们互加好友,时常切磋交流,除了下棋,我们还聊很多好玩的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慢慢的,我们熟悉起来,走进了彼此的生活。

我们谈天说地,无话不谈,除了一件事,我没有告诉她我是残疾人。

我发呆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她,她两天没上线,我就开始焦急不安。她开心,我就跟着笑,她难受,我也会跟着忧愁。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感情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朋友阶段了。世人都说情爱滋味苦,我想我遇到了我的爱情。

我问妹妹女孩子喜欢什么。她说,女孩子喜欢有人疼爱,喜欢口红,喜欢新衣服,喜欢一切漂亮的东西。我记在心里,下定决心要送她一份礼物。

可是我并没有收入,家里也不富裕。父母都是穷打工的,妹妹在念大学,母亲身体不太好,时常要看病吃药,家里还有老人要赡养,处处要花钱。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无法直立行走,无法进行劳动工作,但我庆幸自己还有一双手。我做过很多种网络赚钱项目,虽然效果不尽人意。刷单被骗过,买彩票颗粒无收,兜售电影资源,也经常遇到拿到片就删人的客户。直到我发现了一个较为稳定,却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打码。

打码工作需要下载一个专用程序。等待页面跳出数字与字母混合的验证码图片,然后将图片上的内容打进输入框,点击提交,大约一千个码能赚一块七毛钱。我每天夜里三点爬起来工作到早上八点,睡一会再起来继续打码,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除了吃饭上厕所,我一直处于眼睛盯着在电脑屏幕,手指敲打键盘的状态。

很多个夜晚我都在电脑桌前度过,等着程序页面刷新,跳出一个又一个验证码,左手小臂平放在桌上,支撑着上半身保持平衡,指尖飞快地在键盘上打出对应字母,右手负责按数字,以及控制回车。

我需要非常专注地分辨验证码,再仔细输入。如果错误数量多了,后台就会暂停更新,错误太多甚至会冻结打码账号。就算是这样长时间的熬夜打码,我一天最多打两万个验证码,折合下来,不过三十几块。

虽然我的手臂力量还可以,操作鼠标键盘也算灵活,但肩膀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变得很僵硬,动一动都酸疼无比。由于长期熬夜,我的精神变得很差,胃口也不好了。每当结束一天的打码工作,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闪过的都是跳动着的验证码。

半年后,我终于攒够钱,给她买了一双七百多的运动鞋。我在网上买好快递给她,收到鞋子她非常开心,还在空间发说说晒了鞋子。

那次聊天,隔着电脑我仿佛都能看到她雀跃的样子。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来自她的视频邀请。

和她认识三年,在空间里看过她的照片。显然,她没有看过我的样子。我比谁都想看到活生生的她,和她面对面地说话,哪怕是视频也可以。可看着电脑屏幕反射出的自己丑陋的样子,我还是不敢按下接通。只能听着刺耳的“嘟—嘟—”声在我耳边一声声响着。

电脑上出现了“未接听”的提示,我打下一行字:“这次不方便,下次再视频吧。”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拒绝她的视频请求,她没有再次要求我视频,很快下线了。只剩下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她空间里用四十万验证码换来的运动鞋发呆。

爱情于我而言,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作者图|电脑桌写

日子还要继续,我发觉长期打码并不是好出路。每年我可以领到一笔残障补助金,加上我在网上四处累积的散碎银两,我的网店开张了。

因为身体因素,没办法进出货,我就选择了经营虚拟产品。网店的生意寥寥无几,很多东西自己也不懂,比如店铺美工,竞价排名,一切都需要努力摸索。

为了支撑店铺的经营,同时给那个女孩送东西,我只好打码看店两边兼顾。夜里争取多打码,白天忙着学习设计店铺首页,整理虚拟产品的宣传文案。时间一久,渐渐有了些客人,虽然挣得少,但也算是一点收入了。我还是会给那个女孩买东西,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不要再送她礼物了。

她有男朋友了。

她给我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信息,大致意思是说,感谢这几年的陪伴,无论是棋艺的进步,还是生活上的鼓励支持,都很感激。她还说,不明白为什么我一面送着东西,一面又不肯视频,或者向她吐露心迹。现在她等到了另一个男孩子,可以陪她走下去。

这样算不算错过呢。我给不了她胸膛和依靠,成不了情侣,我依然是她的朋友。二十几岁的人生,四年的感情。想到自己没有结果的爱情,终究还是有点遗憾。

幼时爷爷总会把我放进三轮车里,吱吱嘎嘎蹬着车带我去街上,田里,河边。我不喜欢街上,人太多,太吵闹。许多路人会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也有人在窃窃私语,他们的样子,像是在打量农人出售的变异蔬菜。我喜欢去田里,挪着小板凳,钻在比我还高的金色稻田里,听到爷爷焦急的呼唤再出来。

我坐过轮椅,坐过小凳子,也坐过爷爷蹬的三轮车和妹妹骑的自行车。它们都载着我,去了更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坐一坐火车,甚至坐飞机去天上看看呢?


作者沈通,现为网店店主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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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解决性需求疑似感染艾滋病,女婿嫌弃逼得他跳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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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老年人首次被国家列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艾滋患者逐年增加。一名老人在我们医院做检查时,被发现是疑似艾滋病例。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3 个故事

老郝是我的病人,一周前因为腹痛来医院检查。他67岁,身材瘦小,皮肤黝黑,长得老实巴交的,和我们腼腆地打着招呼。

老郝的门诊各项指标都指向“结石性胆囊炎”,确诊后,肝胆外科准备择期手术,按照惯例,需要病人做验血、验大小便、相关部位B超等术前准备。

一连串检查下来,老郝的报告上写着:HIV筛查试验阳性。

住院陪同的是老郝的女儿,一米六的个头,微胖,长着双大眼睛。我们第一时间把报告结果告知她,解释说,HIV筛查试验阳性并不能代表就是艾滋病,确诊艾滋还需要用另外一种不同原理、不同厂家的试剂再检测一遍。

如果两种结果均为阳性,那么就需要进行HIV抗体补充试验,如果出现HIV-1/2抗体异带并在随访期间发生带型进展,符合HIV抗体阳性判定标准,才能判定为HIV抗体阳性,也就是确诊艾滋病,这个过程需要四周或者更长时间。

老郝的女儿还没听我说完,有些失控了,拍着桌子说:“是不是你们机器出问题了,我爸每年体检都没问题,这次怎么就有艾滋了?”

在她的要求下,我们再次抽血检测,通过免疫荧光试验,进行再次筛查。筛查试验的结果还是一样,阳性。

检验报告摊在办公室的桌上,老郝女儿红着眼问:“艾滋病是治不好的吧。”

“现在还不能确诊就是艾滋病。即便真是艾滋,按时吃药,能把病毒控制住,不影响生存率的。”我说。

考虑到病人家属对艾滋病不太了解,停顿了一会,我又对她普及了一些医学常识:“HIV主要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胸腹水和乳汁中,通过性、血液、母婴三个渠道传播,正常生活中的同吃同饮不会传播的。HIV在外界环境中生存能力很低,对物理和化学因素的抵抗力都很低,不易存活,大可放心。”

老郝的女儿说,自打她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个人住,她成家后有点顾不上父亲,父亲孤独了些,时常会去洗脚房找小姐。

这天后,我路过老郝的病房,听到他女儿边骂边哭:“一大把年纪了,你还不让人省心,我就拜托你能不能不给我添乱。能安分点吗?能让我好好过日子不?”

老郝没有说话,像个闯了祸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老郝独自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站着。

“医生,我女儿说我得了艾滋病,我还能活多久啊?”他小声问道,像在问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

同事万医生打开办公室的门,示意老郝进去,我退出来带上了门,自己一个姑娘家在场不太合适。

半晌,老郝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很平静。他看见我,挤出一丝笑容。

我进去问老万:“老郝没事吧!”

“我花了好大的劲,才说清楚艾滋病筛查试验阳性和确诊艾滋病是两码事,诊断艾滋病需要很长的过程,老郝认定自己得了艾滋,我从头到尾说了两遍,但愿他能听点进去吧。”万医生叹了口气。

根据我在医院的观察,对大多数人来说,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的未知和恐惧。老郝的老伴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唯一的女儿结婚后一直是全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在家行事得看丈夫脸色,哪里顾得到自己的爹。

万医生告诉我,老郝对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性需求还是有的,开始是从网上买了个情趣玩具,结果被周末来玩的外孙从床底下翻了出来,尴尬坏了,女儿痛骂他老不正经。

从那以后,老郝改去洗脚房找小姐,不戴套300元,戴套100元,每次小姐都说没套了。

老郝也想过找老伴,可要么就是对方有所图,要么就是不合适,再就是老郝女儿或者女方的家人不同意。老郝前前后后谈了几个,都没能在一起。

这些年来,老年艾滋病患者逐年增加。2017年,国家首次将老年群体列入艾滋病防控重点人群。

原因无非是儿孙们忙着事业和学业,老年人普遍感到孤独寂寞,加上相当部分老人还有生理需求,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又羞于启齿,往往会去找小姐,继而发生无防护的高危性行为。

老年人一旦感染艾滋病,又担心被家人嫌弃,拒绝治疗,与医生的沟通很困难。

我们决定再找机会和老郝聊聊,让他不用有太大心理负担。老郝从前是公务员,退休工资很高,即便真的得了艾滋,也不是什么烧钱的病,按时吃药,还是能控制的,再加上老郝女儿每天打饭擦洗,还算贴心,我们相信他能渡过难关。

“你还记得老朱吗?”万医生的表情里有些担忧。

老朱是之前的一例病人,在阑尾手术前,他被查出了乙肝。手术痊愈后,老朱回了儿子的家,却被儿媳以“乙肝会传染”的理由赶了出来,八十多岁的他独自住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出租房里,搭个简易厨房过日子。最终,老朱从床上摔了下来,脑出血死了。据说被房东发现时,尸体都腐烂了。

 

图|日剧《医龙》剧照

之后几天,老郝顺利做了LC手术(即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请感染科会诊开了药,定期随访检查。

出院那天,老郝的女婿开着宝马来接,西装革履,静静坐在病房门口。看着妻子把老丈人的日用品一件件搬到车上,他显得有些低落。

“你别放后座,放后备箱,都是病毒,我说打个车好了,你非得叫我来接,把车搞得一塌糊涂,待会洗车还得好几百块。”他对着妻子大声抱怨。

东西都放好了,老郝的女儿急急忙忙跑来说,老人不见了。我们全员出动,在医院顶楼找到了老郝。

“老爸,你在顶楼干嘛呢?你出来也要跟我说一下啊!真的是没一点省心的。”女儿责怪道。

“没事没事,我就是上来想点事情。”

我从16楼的顶楼看下去,有些眩晕,打趣说:“出院了还不高兴啊?难不成还舍不得我们。”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人老了就数着日子,一个人吃饭睡觉,没啥意思。今早我听到女婿对女儿说,我这病大人倒无所谓,孩子免疫力差,很容易被传染,以后就不允许我见外孙和外孙女了,女儿还和他吵了一架。别人不说我也知道,我这次是丢了女儿的脸啊。”

我解释说,国家这是为了发现所有阳性病例,对艾滋病的病毒检测采用了高敏感度的初筛方法,难免出现假阳性的情况,进一步检查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假阳性率还是挺高的,你现在很有可能不是艾滋。再怎么样,您也要等复查结果出来是吧。您女婿也就是嘴上说说,不会不让您见孙子的,不要想太多了。您女儿这一周一直陪着,打饭啊洗脚啊,孝顺得很,父女之间哪有丢不丢脸的事儿。”我接着说。

老郝苦笑了下,和我下了楼,拎着一只白色布袋子,穿着一双解放鞋,勾着背,从我的视线里越走越远。

 

5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老郝,这回是在抢救床上。

病例上写着:“颜面及全身紫绀,瞳孔散大,呼吸、心跳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全身无明显外伤及其他异常。”他像一只外表肿胀的鱼,搁浅在白色的病床上。

病床上淌着水,老郝的女儿拿着一块干毛巾,使劲擦着他的头发,自己也抹着眼泪,泪水滴落在老郝的脸上。

老郝是当日清晨在市中心一座桥上跳江自杀的。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两小时以后的事了。根据医学常识,一个人通常溺水6-9分钟的病死率是65%,超过25分钟就是100%了。

老郝家的亲戚朋友陆续到场,抹着眼泪,女婿带着两孩子站得远远的,孩子们一个劲地喊“姥爷、姥爷”。

老郝女儿擦干了老郝的头发,开始给他穿寿衣,上面是藏青色的中式花纹,我印象尤其深的是,老郝当时身体浮肿,穿寿衣特别费劲。

“爸,你走好,需要什么托个梦给我,我给你烧过去。”

“在那边,会有妈妈陪着你,你不会总是一个人了。”

“你走好,不会再痛苦了……”

老郝女儿絮絮叨叨,交代了很多,夹杂着无数句的“对不起”。

殡仪馆的车来了,“嘭”的一声门被关上,车开走了。

四周后,我从疾控中心得知了老郝抗体补充试验的结果:无HIV特异性条带产生,HIV-1/2抗体阴性。


作者孙铭铭,现为医务工作者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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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骂人的女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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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来了个“女魔头”,整天骂人,搅得办公室不得安宁。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与她正面交锋。

职场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2 个故事

2012年,我入职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公司以线上团购的模式,售卖多品牌的化妆品,员工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

正式上班第一天,部门主管、经理、人事主管带头做自我介绍。他们张口就是英文名,字里行间夹杂几个英文单词,表示这才符合公司年轻的调性。

与我一同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个个有备而来,从Sunny、Sunday到Sophia,我听得有点晕。我赶紧偷偷地百度英文名,可惜没能抢占先机,几分钟内“安娜”、“露西”和“莉莉”都与我擦肩而过。最后,我憋出一个Shirley。

自我介绍后,我们分到了自己的小格子间。办公室敞亮、安静,平常除了“噼里啪啦”的敲键声,没有别的异响。同事之间在语言上零交流,连呼吸都控制好频率,免得一不小心,就引来其他人的侧目。

同事们私底下建了好几个小群,偶尔有人在群里突然说一串脏话吐槽某位领导。但制造这些暴力语言的同事,脸上很是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

每天下午六点钟就可下班走人,大家却习惯性地等到晚上八点,即便是手头工作已经做完。一到八点,大家开始翘首观望,手指假装在键盘上敲个不停,等第一个拎包走掉的人出现。往往没人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大家只好继续耗着。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三年半。后来主管龙叶空降公司,环境开始变得不一样。

龙叶入职前,小群里的同事就把她的背景扒了个遍。她之前在一家知名化妆品代理公司工作了十三年,据说那家公司代理的多个品牌,都是被她一手运营活的。现目前那些品牌在国内,已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那家代理商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是实体店的批发和零售。而我们公司主营的线上渠道,是他们的空白领域。


“大家好,我叫龙叶。”龙叶操着一口川普,说完,微微点了下头。

人事主管接过话,说:“我们新领导估计还不大适应新家庭,我们再次鼓掌以示欢迎,请她多介绍下自己。我们平常怎么称呼您呐?”

“称呼?不是说了叫龙叶吗?你还要我说啥子喃?”龙叶说话时脸颊会挤出两个酒窝,这和她严肃的神情很矛盾。

接着,龙叶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说:“我老汉姓龙,我妈姓叶,我就叫龙叶。大家就是同事,你们不要啥子龙姐、龙经理地喊,最烦这种了。”她表示以后在工作中慢慢认识我们,让大家散了,抓紧时间去干活,随即撇下一群人离开了会议室。

公司没有设置管理层个人的办公间,同一部门的不管是普通职工还是领导,都集中坐在同一片区域。龙叶是我直属领导,我俩座位距离很近。她很喜欢骂人,一言不合就开撕,活动方案、宣传页面、文案、平面……但凡入不了她眼的,都可以撕。并且她骂人时身体动作幅度大,嗓门惊人。于是我们私下叫她“撕逼龙爷”。

龙叶骂人越是凶狠,小群里越是热闹,时常有同事指名道姓辱骂她。我则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托着下巴隔岸观火。不料,战火迅速燎到了我身上。

那天,我接到一个彩妆品牌的包装推广任务。经分析,我觉得该产品可以赶一下“网红”这个热点。详情页前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软文铺垫,以大众对于网红的态度作为切入点,把全套彩妆品牌植入“网红妆教程”中。

我对这个包装推广内容很满意,心里盘算着,这个月的“优秀deal”奖励稳操胜券了。可龙叶看了,竟大发雷霆。

她几步就蹿到我座位前,用手“啪啪啪”地拍了三下我的桌子,这样的开场,迅速吸引了众同事的目光。龙叶扯着嗓子吼我:“张小冉,你写的啥子鬼?产品在哪里?活动在哪里?我手指都刷痛了,都没看懂你表达的是个啥子鬼!”

我被她吓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抓起我的笔记本在桌子上摔了一下,继续吼道:“请问你们九零后都在想啥子?消费者都像你们那么闲?有耐心去琢磨你们那些蛋疼的表达?麻烦你简单粗暴给出品牌、活动时间和折扣,要得不?”

同事们引颈侧目,看着我和龙叶,甚至有人被格子挡住视线,只好站起来。此时泪水已经在我眼里打圈,我勉强深吸一口气,应了她一句:“不好意思,我是八零后。”听到这句话,她沉默下来,转身离开,临走时白了我一眼。

图 | 《穿普拉达的女王》剧照


针对是否将成品推上线,我有决定权,于是我按照原先的策划制作推广页面,并发布了出去。后来数据显示,24小时之内,那篇产品推广的转化率达到120%。这意味着,每个点击进入页面的用户,都购买了产品。但龙叶对票选月度“优秀deal”,有一票否决权,所以我的策划没有拿到当月的奖。

晚上回到家,我越想越气,顺手发了一个朋友圈:你老你更年期,我小我不计较。

人事主管评论我:说的谁呀?

我不敢指名道姓地骂龙叶,于是回了一句:你不认识。


龙叶来到公司后做了一些改革,首先是把线上工作人员挨个拖到线下晒晒。她认为我们天天坐在办公室,脱离了市场和消费者。

轮到我和她下市场的那天,我是十万个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到店后,龙叶亲自上阵,为顾客做护理。她按摩护理手法娴熟,还用一个多小时为顾客化了个精致的妆。

顾客照了下镜子,似乎很满意。可没想到她竟转头对龙叶说:“你化的什么妆啊?那么丑,还折腾了那么久……唉,算了,不跟你计较了。”

说完顾客转身要走,龙叶淡定地邀请她坐回护理台。大家都以为龙叶要为她精修,没想到龙叶拿卸妆棉,大手一挥,眼妆晕了一大片。“既然你不满意,那我帮你卸干净哈。”

顾客抢过卸妆棉,草草卸了全妆起身走掉,龙叶大声说:“慢走不送!”

看着这一幕,我想到一些坑人的美容院,邀请顾客免费做脸,结果只做一半,另一半要交高额费用,不然就得带着“阴阳脸”离开。我觉得龙叶的做法,和那些美容院有些相似,心里有点瞧不起她。

“她好歹是个顾客吧,你也用不着那么歪(凶)吧?”我说。

“这叫歪?我没给她骂回去就算给她面子了。”

“你骂人家咋子(干什么)?你可是做服务业的,一点都不尊重人。”

“张小冉你脑袋是不是有包?做服务就该低三下四伺候别个?任意享受免费赠送的护理,不消费我不得说啥子,但她这种骗妆的,占了期头(便宜)还要卖乖,是不是有点挨球(不厚道)了?”龙叶又开始吼我。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质问她,“再说你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来骗妆的?”

“你天天在办公室坐哈(傻)了。你问问店员妹妹些,一天要遇到好多个老赖。店员些赚好多钱,要伺候这些金贵的祖宗?”

旁边三位店员频频点头,说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个这种顾客,花几个钟头为她们服务,可最后不仅没有促成购买行为,还要被埋怨一通。眼前这三位店员,都二十岁出头,稚气未脱,眉头锁紧,让人看着有些心疼。

后来龙叶鼓励三位店员,遇到不懂尊重的人不需要客气。难怪之前和她下市场的几位同事都说,龙叶这位黑脸经理和店员相处很是融洽,原来她那么爱护自家的店员。我忽然为刚才盲目指责龙叶而后悔起来。

“有些人是不好意思又要脸,有些人是好意思又不要脸。张小冉,你说你天天对到电脑,人都没看到,咋个能判断对方是哪种需求的顾客喃?”龙叶继续说教。

我不置可否。她思考了一会又说:“不过,看你上次策划呈现出来的结果,你那种废话连篇的方式也很成功,至少相当大一部分非主流人士是受用的。”

我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是夸还是贬。

再次和龙叶有交集,是在一个清晨。

那天像往常一样,我坐早高峰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小偷拿着镊子,混在候车队伍里,准备扒一名女生的背包。

我在车里拍了几下窗户大喊:“贼娃子!贼娃子!小心贼娃子。”当时我带着耳机,吼出的声音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那个小偷没有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也没有跑开,而是站在原地恶狠狠地瞪着我,并指着我大声喊:“你给老子等到!”他转身抬腿跨上同伙的电瓶车,还给我竖了个中指。

公交车缓缓起步,小偷和他的同伙,骑着电瓶车紧跟公交车。偷偷瞄他,他正盯着我笑,我慌了。

我哆哆嗦嗦地打字,把前因后果告诉了部门同事,并问他们:“我该怎么办?在线等,真的比较急。”部门群瞬间活跃起来,有人建议我报警,有人建议我拉着身边高大壮实的男士一同下车。

还没看完所有建议,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战战兢兢地按下了接听键,对方是龙叶。她问我坐的几路车,约好在哪儿下车,还让我立马在社交软件里给她发定位。我一一照做之后,她回了我两个字:等着。

我在车上忐忑不安地又坐了五站地,龙叶真的出现在了之前约好的车站。她在后门接我下车,一手搭在我肩膀上,快速把我往她车里推,一手拿着小型灭火器,指着那俩毛贼骂道:“追你妈啊追,现在的贼娃子无法无天了。别个逮到你,还有个批脸跟几条街。来来来,看一哈你个贼娃子今天是有好凶。我们人多,看哈你今天想咋子。”

很多路人闻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回事,龙叶挨个大声解释。俩毛贼自知寡不敌众,留下一句“疯婆娘”,落荒而逃。

龙叶说她走得急,连个武器都没带,幸好车里有个灭火器。龙叶继续说:“张小冉你是不是瓜的?他跟到你,你不晓得骂他啊?高峰期那么多人在车上,你怕毛线啊?”

她一路骂骂咧咧的,我侧过头看着她,忽然不再反感她骂我。因为她骂人的样子,像个女侠。

龙叶说话难听,有时却会让大家受益。

一次集体会议上,她说:“下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我们是互联网公司,不是演绎公司,用不着下了班还上演挣表现大戏。”她认为,刻意坐班挣表现很可耻,也是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体现。自那以后,大家下班就都干脆地走了。

并且龙叶做事直接,不拖沓,甚至没有拉我们开过会。即便真有事,也只是让大家围在她工位旁边,五分钟就能讲完。这些行为渐渐使她得了一些人心。因为上一任经理时常抓着大家“头脑风暴”,会议整天整天地开,把大家弄得身心疲惫。

渐渐地,同事们工作热情高涨起来,很少有人到小群扯闲话。

那年春节假过完之后,公司准备了培训,为我们打几针鸡血,准备在新年大干一场。励志讲师在台上,深情并茂地讲着自己的惨痛经历,旨在告诉我们,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这时龙叶站起来,接了一句:“这是比谁更惨的培训吗?切,我来讲我的经历,比你惨十倍。”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讲师面子挂不住,说:“有同事很有表达欲,不如请她来讲几句。”龙叶径直走上台,从讲师手里接过话筒。

从龙叶的话里我们得知,她出生在农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父母想要个儿子,所以她出生后才三天就被寄养到大伯家。

龙叶出生后上不了户口。那时伯母怀孕九个月了,准备等孩子出生后,以双胞胎的形式给龙叶和那个孩子上户口。这就意味着,在伯母生出孩子前必须把她藏起来,伯父把她带到山里交给一个老婆婆照顾。十三天后,伯父带着她和刚出生的妹妹去上了户口,伯父成了她爸爸,姓叶的伯母则成了她的妈妈。

龙叶小时候每年和“双胞胎”妹妹过生日,叶妈妈会买一个鸡蛋,煮熟后从头到脚在她们身上滚一遍,据说这样会把霉运滚走。最后妈妈把鸡蛋切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做生日礼物……

“我妈妈说,人即便是经历了很多苦难,也要活得阳光、自信。”最后,龙叶说。听到这里,我把那条吐槽她更年期的朋友圈删除。

图 | 《穿普拉达的女王》剧照


培训的最后一个环节,以文字的形式,把平常对同事说不出口的话呈现出来。培训讲师一字一句地读每个人的信,在场的倾听者哭倒一大片,场面有点滑稽。

我的信是写给龙叶的:你知道我们私下叫你“撕逼龙爷”吗?再悄悄告诉你,你撕逼的样子挺帅的。

而龙叶的信居然也是写给我的,并且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想对张小冉说,其实我没到更年期,也是80后,和你一般大。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过,我折回公司拿落下的东西,发现龙叶和她四岁的女儿在加班。

办公室里黑压压的,她电脑屏幕发出刺眼的光。她女儿则躺在椅子上睡着。看见我,她取下耳机,暂停了正在播放的视频,轻声说:“我实在是欠缺网上营销的能力,所以需要恶补。”

“可是你说过,下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啊。”我压低声音,怕吵着她身旁的女孩儿。

“那是因为你们做得都很棒啊,我太差劲的话,就不配当你们的老大了。”

“你可以优先看看这些年每个月的优秀deal,其实套路都是差不多的。”我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把一些“存货”发给了她。

龙叶走到我身边说:“谢谢你哈,Shirley。”

“我没怎么上过学,不知道发音标准不,你不要笑我哈。”说完,她捂着嘴笑了起来。

此时窗外,万家灯火点亮了这个平静的夜晚,我忽然心头一暖。步入职场后,从未感受过那种暖。


作者张小冉,现为公司职员

编辑 | 莫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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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战争:真实的教育都是拼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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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下面有鹅卵石,鹅卵石下面有砂砾,砂砾下面有尘土。尘土最微小,最容易被忽视,但那是真正的大多数。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 篇特稿

父母们狂奔在起跑线上

坐在三里屯写字楼里谈论贫瘠的童年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从SOHO 15层往外看去,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尽在眼底,红男绿女摩肩接踵,这里涌动着潮流、酷和新鲜,是金磊出生那个地方的反义词。

1983年,金磊降生在都匀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都匀全称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父母所在的化学厂离城区有3公里,工人们挤在狭小生活区里,推开家里的窗户,窗外就是麦田。小学四年级以前,金磊的小学都没有电铃,上下课“基本靠吼”。厂子效益不佳,父母亲的工资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电力职工,在当地,他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中下层”。

在匮乏的环境里成长,金磊清晰知道他命运的拐点时刻。那是1998年,他15岁,父亲极富勇气地用全家接近半年的收入给他买了一台8000元的组装电脑,又在第二年接通了互联网。这是一个超前之举,借助一个33.6k的“猫”,广阔的新世界在金磊的眼前展开。

2001年4月1日,南海发生撞机事件。这场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引发的外交事件是当日的头条新闻,金磊登陆新浪网,看见快讯变成滚动新闻,再变成一个大专题,每隔十几分钟就刷新一下,就会有新的内容在屏幕上出现。第二天是周一,他去学校上课,“发现同学对这个信息还一无所知”。互联网上飞速的信息传播震撼了他。“以后不管怎么说得到新浪这样的公司去看一看,去看看怎么那么神奇,信息怎么那么快!”

这一年金磊参加高考,学校和专业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去北京。大三下学期,他加入了新浪网,成为一个为互联网生产信息的人。此后他的职业生涯一路走高,先后担任新浪科技主编、猎豹移动副总裁,直至开始创业。

假设没有那台电脑,没有互联网把他的视野带到比那片麦田更远的地方,金磊说,自己很可能会在贵州当地念一所大学,像他大部分的中小学同学一样,在当地找一份工作,按部就班地生活。他的人生活动范围也将很难超出中国西南这个偏远省份。

借助互联网时代的红利,金磊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阶层跃升,从一个破落的工厂家庭升格为一线城市中产。如果把中国社会比作一瓶盛满泥沙的水,在1979年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恢复高考、商品经济发展、下海、互联网化等时代浪潮,剧烈地搅动了这瓶水,沙石起伏,浑浊又充满活力。

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一系列的搅动中,获得了一些利益。浮升到这一瓶水中的清澈层区,花掉了金磊前半生的时间,而随着孩子出生,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和金磊一样,受惠于时代发展的人们开始投身下一代的竞争,他们追逐好的教育,帮助自己的孩子在未来拥有更多选择。

这将是这些阶层攀爬者们在后半生要打的仗。

2014年,金磊有了一个女儿。他给我看他手机里的视频,小女孩伶牙俐齿,2岁多就可以讲1分多钟的完整故事。从出生以来,金磊只给女儿看英文动画片,只让她翻阅英文绘本,每周三次,他把不到3岁的女儿送去一个美国人开办的英语小班课,这不是一个小的工作量,但金磊不厌其烦:“哎呀,那是她的未来啊。你现在省事以后她痛苦啊,你现在自己痛苦点好了。”

当年,金磊的父母将电脑和互联网视作未来的方向,而金磊相信,在人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的今天,英文成为了新的最重要的工具。“大多数有价值的资料首先是基于英文的,英文好的人借助互联网这个工具会变得更好,英文不好的就算拥有互联网,在信息获取上也大打折扣。”

在猎豹移动工作时,金磊负责全球市场,面对外籍下属,安排任务不成问题,但英文的欠缺还是带来遗憾。“你能管理他,但你不一定能领导他,你跟他没法深入交流,你永远走不进他的内心”。

切肤之痛让金磊观望了金融、医疗等行业后,选择进入了英语教育行业。2016年年底,他创办了一家针对5到12岁孩子的英语在线教育平台——魔力耳朵。

创业不到一年,看到的一些现象让他很是触动。当他的品牌在网络上投放广告,给出免费试课的优惠,许多家长联系试课,咨询的问题却大不相同。有的家长关心采用哪套学习体系,学习英音还是美音;有的家长关注孩子能不能开口说英语;有的家长关心的则是孩子考试能不能提高分数;也有的家长只是询问有没有折扣。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云南小县城家庭,孩子的注册名是“公子”。工作人员打电话过去,“公子”的父亲接电话,背景是“五万、八万”的搓麻将声,1999元的季度课程是最便宜的套餐,但因为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2000元,也没有信用卡来预支这笔消费,最终最能作罢。

有的时候,金磊会去监看正在上课的在线课堂。他注意到,视频窗口的那一头,有的家庭灯光明亮柔和,有的家庭则更灰暗昏黄一些。“那种表达特别自信,英语水平比他的实际年龄高的,你发现家境也挺好的,明亮程度挺高的,家里的布置看起来也是比较上档次的。”

他拿高晓松举例,一个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著名音乐人。“人家遇到问题直接问的就是(写书的)那个人,你还得去图书馆找半天书,还未必是对的,这咋比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阶层跟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真的不是孩子自己努力就能解决的。”

2008年之后,中国社会这瓶晃动的水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放缓而逐渐平静下来,尘土、砂砾、卵石和清水,慢慢呈现出某种肉眼可见的分野。在自己的创业项目中,金磊清晰地看到了真实社会分层的缩影。

拥有这一发现,金磊不敢奢望,女儿的人生还能发生像自己这样直线的浮升。时代变了。带着这样的野心和欲望生活,“将翻越无尽的大山,整个人生不会快乐”。但另一方面,焦虑和不安全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不能蒙着眼睛不管,就活在我的世界。”

那是金磊不敢看的深渊。离他老家不远处就是毕节,人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名字,常是一些触目惊心的新闻——5名儿童闷死垃圾箱, 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喝农药自杀等等。这个杯子没有杯底,往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没有人敢长久地凝视。

在金磊看来,他的创业不只是一个关于英语学习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阶层的故事:有人在攀越高处,有人能做的只是奋力挣扎,只求不要溺水。

小学员Skyler是注定要念名校的。这一点在她9岁的当下,不,6岁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下来。她的爸爸孙一鸣今年43岁,留及肩的长发,穿白色T恤,没有肚腩,毫无中年男人的疲态。他在文化行业工作,小有名气。

2008年10月Skyler出生,孙一鸣永远都记得看到女儿的第一眼:一个一头黑发的女娃娃,一点都不像别的新生儿那样皱巴巴的,脚丫子特别大,小腿特别长,护士说一看未来得奔175cm以上长。

孙一鸣和太太都是外语专业毕业,太太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都是常春藤联盟培养的高材生。夫妻俩都是典型的精英阶层,送孩子出国是他们的必然之选。

Skyler 6岁时,孙一鸣带她到澳大利亚一所私立学校报了名,这所私立学校每年只招收很少的留学生,因此必须提前6年报名。这是一所老牌英式学校,会客厅里挂着历任校长的肖像油画,学生穿着统一的制服。“你进到那个学校,所有人跟你非常规矩的打招呼,是那种,完全是训练过的那种打招呼,低头示意,连花匠都那样。”

初入校园的Skyler情绪亢奋,孙一鸣觉得自己女儿就应该属于那里。“这所学校的强项就是,它教的是最严格的英国式英语,包括他们的口音、书写、文法。这个学校出来的很多孩子都可以去英文学校当教授的。”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最初的是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后面才是其他成分的移民,往往听一个人的口音,就能判断出他在澳洲的身份地位。Skyler显现出一些劣势,让孙一鸣感到让孩子学习纯正英文的紧迫 。

“大家都瞧不起那个澳音,因为澳音很硬,是野蛮人、囚犯们说的英语,是下等人说的英语。你怎么让别人接受你?一个好的职位你怎么抢到?如果你能讲一口特别标准的英语,你没有任何口音,而且你写出来的句子是那种特别标准的……最最规范的英语,就表示你受了特别良好的教育,你会受到更多尊重,得到更好的机会。”

孙一鸣说,她的堂妹也是从小就在这所私立学校上学。堂妹曾提到,当她离开这所学校去上大学,才发现很多人说的话,说的好多词她都没听说。“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rude(粗鲁)的人,还有这么讲话的人。”

“很自然地,不管大家同学上了哪个系、哪个学校,她的中学同学们又自然聚在一起,他们的一生都只跟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人交朋友,而这些人会越来越强,就是他们依然在塔尖上。”

孙一鸣接受了阶层存在差别这一点。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尽量往上托一点儿”。所以,他在尽自己的全部努力为女儿提供好的教育环境:Skyler由英文动画和英文绘本陪伴着长大,有专属的iPad,可以看到原版的国外动画,从不到一岁的时候开始,这些就是她的消遣。

“在别人看灰太狼的时候,你的孩子在看冰雪奇缘。在别人看光头强的时候,你的孩子在看海底总动员。”孙一鸣希望能帮女儿避开那些审美粗糙的东西。

Skyler上的是国际幼儿园,学校全英文教学,没有中国教师,学校按照英文水平分级。“一旦老师发现你在里面讲母语,就降级了,它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孩子”。可Skyler从国际幼儿园升入公立小学之后,失去了纯粹的英语环境,英文水平明显下降。

为了让孩子能适应小学毕业后的国外生活,孙一鸣更换了三四家英语教育机构,在选择魔力耳朵的在线课程之前,Skyler每个周末都要去一知名线下教育机构上3小时的英文课,这对这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来说绝对是一种折磨,她非常不适应这种做笔记、做考卷、背单词的生活。可在找到合适的教育机构之前,孙一鸣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送过去。

语言之外,孙一鸣还为孩子规划了一套适合澳洲情景的培养体系:先是游泳,他想让女儿从两三岁就开始游泳,因为澳洲人特别崇尚水上运动,而且澳洲的游泳全球最强,如果孩子游得非常好,马上就有一堆喜欢游泳的朋友。他还为女儿安排了澳洲人喜欢的网球和钢琴,想让Skyler在“同学间开个party时,能够弹几个小曲。”

孙一鸣想给Skyler安排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他希望女儿的成长路径特别清晰,那种人生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更努力,会有更多可能,最次也次不到哪儿去。

像孙一鸣一样,这些塔尖的一群人,簇拥在瓶子的顶部,他们认定一个孩子的培养是几代人的总和。孙一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过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他的父辈兄弟四个,全都毕业自名校,两个生物学家,两个计算机学家。孙一鸣中学时成绩不佳,自嘲是精英教育的失败者,但一上大学,他立刻摆脱中学应试教育的束缚,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突出。他总结说,家庭教育给自己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终身学习的能力。

图 | 《人生七年》电影剧照

李霞生Angel那年39岁,丈夫41岁。他们1997年就结婚,但到2011年才要孩子,在此之前,李霞在念书,从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到博士后。到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她确定好了新工作的去向,在收入不错的科研机构。她丈夫在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也相当安定。

同金磊的现况类似,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夫妻俩成熟、稳定有经济基础,当然,还有北京户口以及在北京拥有房产。李霞身体不错,也没有遇到一般高龄产妇遇到的各种难题,顺利怀孕,自然生产。

新生命的到来,让李霞和丈夫欣喜不已,想着把女儿“当做掌上明珠”来养。丈夫周一到周五在外地上班,周末回家,所有业余时间都给孩子。平日里,李霞需要担待育儿的杂事,坚持全母乳喂养,需要忙工作的时候,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单位,每天晚上她陪孩子一起睡觉。

被呵护长大的Angel性格外向,也很善于表达。去公园的时候,她从一个帐篷逛到另一个帐篷,总是能迅速交到朋友。小区跳蚤市场上,她用两块糖就换回了一堆小玩具。陪爸爸妈妈去看《摔跤吧!爸爸》时,她全部看懂了,动情处还眼泪汪汪的。

李霞看着活泼健康的女儿,会想象女儿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我是希望Angel做一个有理想的孩子,是真正的有理想,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那种,不是将来年薪多少,什么职位。哪怕她将来生活清贫——最好别清贫,但她做的事情有意义,有担当,她就会真正的愉快。”

可丈夫对此并不感冒,他从父亲的角度出发,就希望女儿长得漂漂亮亮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然后接受应该接受的教育。“希望她艺术化一点,不像学理工这么累。”

夫妻俩对孩子的期许有高有低,但都明白一点,自己儿时在胡同里推弹球、上电线杆子的放养式教育不可复制。两人达成了一致,两样必学的垫底,一是钢琴,培养文艺气质;一是英语,“钥匙将来必须要掌握”。其他的,游泳练练体能,还上过一段时间表演班。

2016年春节,两人去东城区买了学区房。这是李霞综合考量的结果,“海淀和西城太累了”。接着带Angel去参加了109中学小学部的招生考试,录取比例是1比4,“请北师大研究幼儿教育的老师来评估”。没想到,要考试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家长。

李霞去答了考卷,她记得卷子上会问家长的学历和工作,家长的教育观念等等。考完出来,Angel也出来了,李霞把孩子拉到一边问她:“老师有没有单独跟你说点什么啊?”

“说了,老师叫我别撩裙子。” Angel一脸天真。

“我说坏了,这次录取不上了。”李霞笑着回忆,结果皆大欢喜,Angel顺利被录取。

这是东城区一所双语实验小学,实行英语、法语双外语教学,这令李霞更感到焦虑,需要把Angel的英文水平再提上一个台阶。“如果不能在语言能力方面树立强大自信,恐怕她小学生活不会很愉快”。

女儿的成长规划也慢慢在李霞的脑海中具体,比如女儿在小学时代考试能属于“第一梯队”,成绩前五或者前十;要当班干部锻炼组织管理能力;大学要在国内上,但是最好大三能去海外交换,毕业后能“回到国家报效祖国”。

很少有人在对于孩子的期望中提到祖国,比起更为年轻的80后父母,李霞的想法似乎还带有上个时代的痕迹。她自己就是这样平稳地走过来的,她所度过的踏实、勤奋也安全的一生,她也打算赋予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在瓶子里最波澜不惊的那一部分,她相信她的女儿,也将获得这种平静,“她生活环境还是要舒适一些吧,要是太拮据的话,会影响她的判断力的。”

李霞这样的70后是相对幸运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活力迸发的年代,收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增长,在需要买房的年纪,房价也在他们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李霞说:“时代有什么好的变迁,我们也踏上点了。”

这种幸运给了他们更安稳的心态。而现在,他们在努力将这种安稳状态传递给子女。

图 | 《人生七年》电影剧照

我和兰欢约在丰台区一个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中途她忽然哭了,此前我们的谈话一直轻松愉快。她的女儿Elsa,此时正在内蒙古的爷爷奶奶家过暑假。

2012年,Elsa在北京出生,家中老人来北京帮忙带孩子,到孩子一岁三个月的时候,孩子断奶。兰欢夫妻俩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法兼顾孩子,只能由老人把Elsa带回内蒙。从此夫妻俩开始两地频繁奔波的生活,每隔一两个月,夫妻俩就要回一趟老家看孩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四年。一次,兰欢回内蒙,Elsa问她:“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吗?”

当时,兰欢就泪如雨下。

她和丈夫吕亮都属于80后白领,是高中班里唯一修成正果的一对伴侣。兰欢在北京念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吕亮在内蒙古念完大学后来北京找她。工作几年后,他们结婚了,没买房也没有车,又过几年,快要30岁了。看着周围的朋友都有孩子了,于是他们也有了一个自然卷的小女孩。

Elsa是个善良、内向有点慢热的孩子,和小朋友玩的时候,要玩个十多分钟才能玩到一块去。“从来不抢东西,她的东西还主动会跟别的小朋友分享。”

2016年下半年,夫妻俩决定把孩子接回身边。像每一个家长一样,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她提供最好的”。吕亮算过账,每年在Elsa身上的教育支出是4万多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支出,夫妻俩必须得精打细算,找到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夫妻两人都是初中才接触英语学习,吕亮记得,大学的时候,自己靠死记硬背才好不容易过了四级。兰欢的英语水平也一般,还因此错过不少职业发展的机会。把Elsa接来北京之后,夫妻俩几乎每个月都会带她到不同的培训机构试听英语课程。选择课程时,她亲自跑去了魔力耳朵北京的办公室,希望能砍下一些价来。为了让抵触英语的Elsa对英文感兴趣,他们买来英文绘本,在家里播放英文儿歌当背景音,吕亮还经常在她面前哼唱儿歌。

大部分时候,Elsa都是一个柔弱的小姑娘,但是在画画上可不是这样,她变得很有主见,甚至有点倔,如果她决定要用什么色彩,爸爸妈妈可没法左右她。夫妻俩惊喜地发现,Elsa对于画画有很明确的兴趣和天赋。只要有纸和笔,Elsa就会凝神绘画,她会画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也会画去东戴河旅游时看到的沙滩和小鱼小虾。

兰欢和丈夫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绘画方面的才能。他们把Elsa送去少年宫学习,Elsa不负众望从20多个孩子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四个人之一,“我们往画画这方面给她发展,就是朝中央美院去努力”。

关于Elsa更细节的成长规划,是一个令人丧气的话题。“我要有户口的话,我肯定会去规划。”吕亮的语气有些黯淡,2006年刚来北京的时候,没有在当时解决北京户口成为他最大的憾事。有了孩子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情将如何影响到孩子的人生,没有户口,没有北京工作居住证,Elsa只能初中上完就回原籍。这个温和、勤恳的男人甚至跑去和领导吵了一架:“为什么公司不能给办居住证?”他在一家企业做机房管理的工作,“确实办不了,公司缺东西。”

“一步走慢了以后步步都会慢。”吕亮就这样迎来了充满责任、焦虑、压抑的中年时代,他过去喜欢体育,世界杯期间,每天都要熬夜看球,现在只能挑喜欢的球队偶尔看一下了。在新闻客户端上,他重点关注的是政策、教育这一类新闻,越看越丧气,北京的教育资源一直在缩紧,他判断,女儿应该很难等来异地高考的政策。

前不久,吕亮去南京旅游,去参观古代民居时,导游讲的是“门当户对”,“你必须要用那样的房牙,那个大户人家会用一种房牙,官员用一种房牙”。这个场景令人刺痛,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异,“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了”。吕亮非常明白,在这样的分层竞赛中,自己的排位并不靠前。在那个瓶子里,你必须把目光下移,才能看到他们一家三口。

吕亮和兰欢是从高中走到现在的校园情侣,他们很少吵架,更从来不把矛盾留到第二天解决。吕亮说,这是他面对社会压力总结出来的应对之道。“家庭要幸福,家庭幸福能弥补你阶层方面的压力……你认识精英阶层,你感觉他很光辉吧,光环四绕,但是他的家庭很不幸福,压力很大,回家以后100多平、300多平的房子自己住,所以说你只能拿精神上去满足自己,只能是这样。”

这样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孩子的期望。有的时候吕亮会和Elsa说:“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一些,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Elsa似懂非懂,但吕亮觉得,必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他看过一些报道,一些借读生“也很优秀,在北京就是上不了学,回去以后孩子的心理反差特别大……为什么我的同班同学就能上高中,我就非要回老家去上”。

这是现实,必须要接受,爸爸和女儿都一样。

图 |《人生七年》电影剧照

在魔力耳朵,我也见过真正心态好的家长——家住珠海的张力静。她是Michael的妈妈,作为一个7岁的小男孩,Michael拥有如下特权:玩火、吃糖、看电视、独自在公园玩耍、自由支配零花钱。这并不是因为张力静疏于管教,而是她相信,在自己的注视下,应该让孩子尽可能多地尝试。

她的人生就得益于尝试,她1981年出生在广东惠州一个普通家庭,15岁到广州念中专学财会,第一份工作是在书店打工,每个月工资六百块。她充满热情,办起事来风风火火,工作之外,张力静一边追求自己热爱的单车运动,成立单车协会,组织本地联赛,又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她现在的老板,少见地以中专学历,进入了澳门一家体育会工作,回想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她非常得意,这些年的收入增长,“有100倍了吧”。

张力静毫不怀疑英文学习的重要性,“你看英文原版的电影,跟看翻译过来的就不一样”。但Michael提不起兴趣来。张力静的韧性再次被激发出来,给孩子讲一本英文绘本,她需要预习一周,她利用工作的碎片时间学习,“我不需要做一个带领你走的人,我可以做一个跟你一起成长的人”。

在她的培养下,Michael长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独立性强、参加夏令营8天也不需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的小男孩。张力静既高兴又失落。

毫无疑问,张力静是一个投入而专注的母亲,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但她并不确定,她的孩子将拥有什么样的前程。Michael下半年要上二年级了,他会下围棋,喜欢乐高,素质教育发展得很好,但是应试成绩不行。张力静说,家里其他成员——爸爸外公外婆都很担心,但她决定以平常心看待,“他如果说成绩真的不好,考不上大学也无所谓的,读个职业高中有一门手艺也不错嘛,他能够养活自己也挺好的。”

张力静和金磊一样,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阶层的跃升。她的儿子Michael,她当然希望他有最好的未来,但假如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假如他跌落了,张力静觉得,“我也是从低做起的,你要让你的孩子有机会尝试从低到高的过程,那个经历很重要,经历比结果更重要。”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能从张力静的故事中得到一个信号,她作为一个事业成功且对教育真情投入的妈妈,无论在人格培养还是经济收入都她已经给儿子打下了基础,如她所言,即使孩子上不了大学,“几十万的学费我给他做生意不也挺好嘛”。

不论是李霞、张力静,还是游刃有余的孙一鸣和疲惫的兰欢夫妇,金磊在他的项目里看到,所有人都正在卷入这一场赛跑。精英阶层希望孩子出国念名校,中产家庭的孩子可以送孩子上重点小学,工薪家庭的家长小心翼翼地培养孩子的爱好、却不敢做太多的打算。家长们用尽力气,也不能保证孩子们就会拥有无限光明、超越父辈的未来,他们全部的努力,只是为了孩子不要坠落。

如果以打量这瓶水的方式,要去看看这些家庭都在什么位置,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幸运的。

魔力耳朵的工作人员Jason接触过一个叫做Lion的孩子。 Lion的爸爸给他买了三个月的课程,有时候Jason在后台监控课堂,能看见,Lion上课的地方是一个简易板房,房间里杂乱昏暗。Lion 今年10岁,比起上同一个水平课的学生,算是年龄大的,但是他非常喜欢英语,上课的时候总是认认真真地听,课后的反馈也很好。以Jason的经验,用这样的节奏和态度上课的学生,都会接着续费上课。但上完一个季度的课程之后,Lion却没有再继续购买后续课程包。Jason联系过他的爸爸,但并没有收到什么回复。

图 |《人生七年》电影剧照

“他就是很明显的避开了。”并不是那种直接地拒绝,Lion和他的爸爸只是沉默地消失,就像从没来过一样。

这样的故事经不起细看,你知道,清水下面有鹅卵石,鹅卵石下面有砂砾,砂砾下面有尘土。尘土最微小,最容易被忽视,但那是真正的大多数。

(本文所有描述都基于真实故事采写,为保障受访对象隐私,文中公子、Skyler、Angel、Elsa、Michael、Lion及其父母皆为化名。)

作者 | 姚璐,真实故事计划特约撰稿

编辑 | 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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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六合彩的人们笃信,只要把天线宝宝研究透彻,就能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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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六合彩的人们笃信,只要把香港码报、天线宝宝研究透彻,就能一夜暴富。

 

天线宝宝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7 个故事

四年前,六爷连中三期六合彩的事情传疯了,大家纷纷登门请教,母亲也叫我去跟着他研究码报。

六爷在兄弟里排行老六,名叫王大富,年轻时当过兵。后来他妻子去世,开始独居。六十多岁时,搬去城里和儿子生活,但他和儿媳经常吵架,索性搬回了村中的土坯房。我和他关系很好,小时候一到暑假,他就背着竹篓叫上我一起去钓鱼。

2003年,地下六合彩进驻我们村,六爷开始研究买码,不去钓鱼了。那时村里基本家家户户都买码,并且数额较大,曾有人输掉十几万,妻离子散,最后不得不到南方去躲债。我母亲一次几十块地购买,累积输掉了几千元钱。

尽管中奖倍数最高可达40倍,可村里没人买六合彩赚到过钱。大家想借此发家致富的幻想破灭,热情慢慢消退,只有小部分人还在坚持。直到最近几年,不知为何村里又掀起了一波买码风潮。

夏天,我们那儿的人只干半天活,中午吃过饭就聚在一起研究六合彩。那天母亲拉着我去六爷家研究码报,此时他家门前的晒场已经坐下了十多位村民,各自拿着一份码报潜心阅读。

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拿着一本《一码中特》。我走近一看,发觉他正盯着上面的美女裸照发呆,他的奶奶问他:“看出什么没有?快告诉婆婆。到时候中奖了,给你买粑粑(饼干)吃。”

我家隔壁的张阿姨看见我,唤道:“超娃儿,你来帮我读一下这句话。”

“您自己可以读呀。”我随口回道。

“我没有读过书,认不得字,你来帮我读,我悟出来后告诉你买什么生肖,肯定能中大奖。”

我接过码报,读道:“什么动物的屁股是红的?”

周围的人听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猴子是红屁股。”

“猪。”

“鸡子不也是?”

我走进堂屋,看见六爷正伏案抄写,他身边的墙角整齐摆放着齐胸高的往期码报,桌上则摆着十几本样子很新的,有《六合杀手》、《曾道人内幕玄机》、《直通车》。

屋子中间是石块堆砌的火塘,这是做饭的地方。靠近里面是一张铺了草席的硬板床,一件橄榄绿军大衣被揉成一团放置在床头,看来六爷是把它当做了枕头。

六爷没有理会我,放下笔拿起手边的放大镜看码报上的小字,着实像一位大考在即的考生。我没打扰他,找个小板凳坐下,顺手拿起一张往期码报看看,只见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笔记。我刚伸手准备再拿几张,突然听见六爷说:“超娃儿,别给我弄乱了。我这是有顺序的,到时还可以查阅。”

“六爷,您买码赚到钱了吗?这么认真。”我笑了笑。

“你娃儿是不是不相信我赚了钱?我跟你讲,买码其实很简单,只要认真看资料,把每句话悟透,赚钱那都是小意思。”

六爷又说:“你知道易经六十四卦吗?”

“难道买六合彩都涉及到易经了?”我摇摇头。

六爷得意地笑,说:“当然,你不是有智能手机吗?搜搜看。”

我在网上搜索出结果,递给六爷。他找出一本笔记本,翻出空白页,然后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圆珠笔跟着画图、标记和注释。

其实,香港六合彩是通过摇奖机搅珠,从49个数字中抽出6个中奖号码及一个特别号码。内地一些不法分子将它和十二生肖、六合、五行等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印制在报纸和书籍上,使人误以为有据可循。

码报上的十二生肖,除了当年生肖是五个数字以外,其它生肖都只有四个号码,比如今年是鸡年,那么对应的数字是1、13、25、37、49……除此之外,码报上还有单双、大小、波段等很多说法。甚至有人根据《天线宝宝》中的“线索”去买码。

我本想把地下六合彩背后的这些实情告诉六爷,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毕竟老人找到兴趣很不容易。

这时张阿姨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对六爷说:“六叔,咱们去我儿子家里看《天线宝宝》吧,那儿有电脑。”

六爷放下笔,交代我:“超娃儿,你把手机先拿回去,等我看完《天线宝宝》再回来誊抄。”

二十多人跟着走进张阿姨儿子的卧室,看《天线宝宝》。有的人根本看不见电脑屏幕,只能坐在床上听其他人讲剧情。六爷猫着腰站在最前面,叮嘱大家:“你们要记清是哪个小孩先出来的,穿什么颜色衣服,这可能代表什么颜色波段。还有那个小孩跳几下、说的什么,你们一定要记清楚,到时候告诉我。”

“是红小孩先出来,这期是红波。”

“他跳了几下?”

“跳了7下。”

“7号正是红波。”

我踮起脚尖,看了几眼,几个天线宝宝蹦蹦跳跳,正在玩一些幼稚的游戏,很无聊。《天线宝宝》本是英国人制作的一档幼儿节目,目标群体是一到四岁的儿童,后来被引进内地,收视率奇高。可谁也想不到,主要的观众是成年人,甚至老年人。

观看完《天线宝宝》,有人提议再看一下当天更新的《天天饮食》。因为有个人曾数到主持人切菜时一共下了46刀,于是买了46号100元,竟然中了奖,拿到4000元钱。

下午五点左右,六爷总算做完了当天的功课,写下五个数字递给我:“超娃儿,这五个号子每个100,我保你中奖。”

然后六爷走到门外,二十多位村民瞬间围了过来,他慷慨地把五个数字分享出来。一位王姓阿姨有些怀疑:“六叔,我看今天是猴呀,因为谜语说的是‘什么动物的屁股是红的’。”

六爷背着双手,像位老教授,对大家说:“悟透一句谜语就能买中特码?那买码也太简单了吧。必须要像我这样读懂码报上的每一句话,并且做笔记,找到开特码的意图才能买中。”

众人一听,频频点头表示信服。

晚饭后,天就突然下起雨来,但乡村小路变得十分泥泞。这时母亲对我说:“走呀,咱们去买码。”

“妈,现在下着雨呢,别去了。”

“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大雪也要去,咱们不去别人也会去,一个人都不会少。”

母亲和我穿上雨鞋撑着伞,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码庄。路上碰到许多要去买六合彩的村民,三五成群在路边互相交流。在乡村的主干道上,人们汇成浩浩荡荡的队伍。

码庄设在村里的小卖部,房间不大,但已经挤了不少人。六爷走进来,站在人群中央讲话:“这期我真看准了,你们跟着我买绝对中奖。”

晚上八点过后,村民开始陆陆续续买码,老板用复印纸书写,一人一份各自留底。六爷告诉我的五个数字,我每个买了10元,每个买100元风险有些大。

“给我买一窝牛(牛对应的四个数字)200元,我昨天梦见很多牛。以前我做梦梦见龙,那期就开了龙,这期我一定要买。”一个女人说。

三十几岁的光棍汉李红买六合彩输了不少钱,这晚又来了,他给码庄老板递上一张纸条,说:“这上面的四个号子一个500,肯定中奖,中奖就给你钱。”

“要是不中奖呢?你还欠着我5000多元码钱呢?”码庄老板说。

“哎呀,这期我肯定中,我花800元让‘白小姐’给我透的码。她包我中。其实我想每个买1000的,但是怕你为难。”

码庄老板冷冷地说:“行,这期我给你垫钱,不过你要是还不中,等你收完稻谷,我就开车去你家拖走。”

村里人买完六合彩,并没有回家,而是攥着自己的复写纸,等到九点三十五分开了奖才离开。屋里太挤,大部分人只好站在屋外撑着伞等着。

九点后,买六合彩的人少了,码庄老板开始统计,我悄悄站在他身后,看见六爷提供的五个数字后面五六千元钱的下注量,其它的数字相对较少。码庄老板总结完后,在一些数字后面画“×”或“√”,随后拿起电话向上一级庄家申报。我发现画“×”的数字,他就会申报无人购买,他感觉这期不会出这些号码,没有把这部分钱上交。这叫做吞码。

 

作者图 | 码庄老板的报码笔记

当晚的特别号码是35,生肖虎。仅仅几位赌六肖(给某个生肖下注,特码在该生肖的几个数字中产生就算中码)的村民中了些小钱,其他人全军覆没。

回家的路上,许多人耿耿于怀。

“其实我一开始看的就是虎。”

“35号好明显的,就在树上挂着。”

“哎,其实我也是看的是虎,但六叔说这期绝不开虎,以后呀,还是自己看的自己买。”

“对,以后还是要自己看报纸,自己悟,不能全听别人的。”

六爷听了这对话,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你们都别来我家,跟着我买,中了没有说一句感谢,亏了都乱嚼舌根。买码要是期期中,那人家码庄不是要赔死?”

后来六爷连续几期没有中奖,去他家看码报的人越来越少。

有一天,村里忽然响起阵阵鞭炮声,没听说村里最近有喜事或者丧事,是谁家平白无故放鞭炮?

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大家在给六爷庆祝。听说他前一晚中特码了,用1000搏回40000元钱,码庄老板带着四万现金和鞭炮上门祝贺。六爷慷慨地给了我1000元钱,叫我骑摩托车去镇里给他买些牛羊肉、鸡鸭鱼和糖果瓜子,招待客人。

去六爷家道贺的人很多,大都买些鞭炮作为庆祝,六爷站在门外热情迎接。凡是来人,都被留下吃饭。村里来了很多妇女,在火塘上帮六爷烧菜做饭。那天足足坐了四桌人,好不热闹。

下午六爷悄悄对我说:“超娃儿,以后你跟着我买码准没错,我保你能赚钱。”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六爷又说:“你明天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镇里,我买几套衣服,还想买张席梦思的大床。我那床睡着老响,估计要塌了。”难得见六爷如此高兴,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我骑着摩托车来到六爷家,发现大门紧锁。给六爷打电话,才知道他在小卖部打牌。小卖部的老板既当码庄,也开茶馆,给大家提供赌博场所。

来到小卖部,发觉六爷正跟一帮年轻人打花牌。六爷戴着老爷镜,慢慢腾腾地摸牌、出牌,拿着花牌的手总是颤抖。六爷一连输了数把,每把都要给四五十块钱。

“六爷,您不是说今天去镇上买衣服和床的吗?”我见六爷输了很多钱,就赶紧对他说。

六爷手一摆,回道:“超娃儿,你别着急,明天我们去。”

可等到第二天,六爷还是固执地在小卖部打花牌。

每天早上都有人接六爷到小卖部打牌,但他并没有放弃研究码报,村里人又开始跟着他买。

结果再次出现先前的情况,六爷一连数期都没中。尽管如此,六爷却玩得越来越大,有一次我见他四个数字各买1000元钱,还用1000元钱赌了六肖。

我劝他玩小一点,虽然之前赚了40000元钱,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花光了。

“这期我是真的看准了,再怎么说每个号子也要买100呀?”六爷像着了魔似的,根本不听人劝。

那次开的是24号,六爷未中。

“其实这期我也是看的24号,但是《曾道人》把它‘杀’了。这说明我还是看得准,下次我再来。”说完,六爷背着手走了。

 

作者图 | 《曾道人内幕玄机》封面

码报和六合彩书籍我仔细看过,它们从生肖、六合、大小、单双、波段、数字等视角,对六合彩的中奖号码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特码。但另一份资料却会杀掉”或者“禁掉”那个号码。

比如从某张码报的一句谜语中悟出本期会开蛇,另一张码报会说“今期禁蛇”;《一码中特》上写着“本期开特码25”,其他码报却笃定“杀25”。这些资料把49个数字都分析个遍,但最后都会“杀掉”它们。

当六合彩开奖出来后,人们喜欢拿起报纸重温一遍,大多数人会十分痛心,“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特码,我怎么没有注意呢”。

码报品种繁多,话语模棱两可,并且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香港六合彩通过搅珠开出特码,那些资料一点作用都没有。

没过多长时间,六爷玩得小多了,每次最多就花几十元钱。他不是幡然醒悟,而是输得没钱了。他没再跟我提起去镇里买衣服和床的事情,也没再有人来接他去小卖部打花牌。

后来六爷经常打电话,问我借钱,每次只要十元,说看准了特码。我劝他不要再买六合彩,但还是给了钱,他信誓旦旦地说好。没过多久他又找我借钱,说去买两包烟,其实又要去买码。

一个月后我到外省打工,一年后才回家。一天我骑车从镇里回村,碰见六爷,他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比以前更显衰老。我停下摩托车,准备带他一程,六爷看见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你先走,我自己走着回去就行。”

“路还很远呢?像您这么走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反正顺路我带着您。”我说。

六爷这才坐上摩托车,在车上我问他:“您这是去镇里干嘛呀?”

“去镇里给儿子打电话,我的风湿又犯了,想让他给我带点钱回来。”

“您不是有电话吗?”

“我那电话早就没有话费了。”

……

“六爷,您现在还买码?”

“早都不买了,老买不中,也没有钱买了。其实我也知道买码是骗人的,可我就想中点钱,好好过日子。我一个老家伙现在干什么都不行,儿子儿媳又不管,怎么生活?”六爷长叹一口气。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六爷。

“对了,借你的钱,等我儿子回来后就还你。”六爷又说。

“您不用还了,再说也没有多少钱,别老挂念。”

我骑着摩托车把六爷送到家。由于大雨,那间土坯房已塌了一半,墙壁被雨水冲出了一条裂缝。我走进房内,看见床上那件军大衣被铺开,从枕头变成了被子。

书桌上胡乱地摆放着一些六合彩书籍,墙角下依然堆放着许多码报。那天回家我给六爷抱去两床旧棉被。

去年冬天,我在外地听母亲说六爷去世。母亲前去吊唁,看见六爷瘦弱枯槁。村里的“码友”们给六爷料理后事的时候,把房内的六合彩码报和书籍搬出来,全部烧给了他。


作者唐超,现为自由写作者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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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嫁人,大字不识,现在的她会三国语言,成为了南非银行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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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离丈夫的虐待,我去了医疗队医生的帐篷,脱掉衣服,想让他带我离开。

219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19 个故事

14岁之前,我生活在津巴布韦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村里没有医生、没有学校,只有几十户人家,过着最原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妈妈是村子里唯数不多读过书的女人,我常听她讲她少女时代的故事。那个时候,她还没出嫁,生活在首都哈拉雷。她哥哥因为赌博,在追债人的威逼下,把只有13岁的妈妈卖给了村子里的牧场主人,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成为了牧场主的第四任妻子。

妈妈17岁的时候,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我。

我的家里,一共有十几个孩子,只有父亲和大妈妈单独住在一个土屋里,剩下的所有人,无论是其他妻子、男孩、女孩还是出生不久的婴儿,都挤在另一间大的土屋里。

妈妈对我很好,在我跟着她去放牛或做家事的时候,她会给我说她在哈拉雷的生活,还教会我一些基本的英语、数字。

随着爸爸的牛羊生意越来越差,不得不让家里的女儿们一个个地嫁人。

我嫁人的时候,只有12岁,比妈妈当年还小。出嫁之前,妈妈给我做了一顿有鸡肉的Sadza(津巴的传统食物),吃完的第二天就要离家,不再回来了。我只记得我的丈夫努鲁来接我的那一晚上,妈妈哭了很久,在我坐上牛板车的那一刻,土屋内的油灯灭了。

我完全不记得花了几天才抵达了努鲁的村庄,12岁的我只觉得终于不用再和那么多人挤一张床,是一个好的开始。努鲁跟我说他25岁,可他的姐姐说他其实已经27了。他常常和村子里的其他几人一起去邻村进货回来倒卖,有吃的,药品,有时还有些小玩意。

成为努鲁的妻子后,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听我的。

不喝酒的努鲁一般是不会打我的,如果当天货物卖得好,努鲁还会给我留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有一次我吃到了一颗奶糖,包装是红色的,上面用花体英文写着sugar,那颗糖我分了3次吃完,包装保存了很久才舍得扔掉。

努鲁喜欢掌管我的一切。

他不喜欢蓝色,剪坏了妈妈留给我的蓝裙子,当他在家的时候,我只可以穿他指定的衣服。他不喜欢我跟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说话,有次我给一个陌生男人指路后,努鲁用他的腰带狠狠抽打了我一顿。

他喜欢去村子里唯一的小酒馆喝酒,每次我必须站在酒馆外的窗边等他,他要抬头就看得到我才行,有时只要一小会儿,有时是一下午。每个月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酒馆度过的,在他去酒馆的日子,我就没有东西吃。

12到14岁,嫁给努鲁的那两年,我一直很瘦。该来的初潮没有来,但我非常开心,因为这样我就算遭受努鲁晚上的粗暴,也不会怀孕。

讲述者图 | 津巴布韦的妇女背着孩子劳作

有一次努鲁在小酒馆喝醉了酒,那天实在太饿了,我去旁边的树上摘果子吃,他离开时没有看见我。等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他把我绑了起来,把烙马印的铁块在炭火中加热烧红,铁块深深烙入我背后的皮肤,散发出一股奇怪的焦味,疼痛、泪水一起袭来,那是我一辈子都不愿回想的事情。

村子里爆发疫情的时候,正是燥热的夏天,没几天就死了十几个人。努鲁当时在邻村进货,为了躲避疫情,一直没有回来。

医疗队进村的那天,全村都去欢迎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帕克医生,他看上去30多岁,皮肤很白,一头棕色的卷发。他在村口用生疏的绍纳语询问大家,有谁会简单英语,能给医疗队做帮手,一天2美金的酬劳。我是唯一一个举了手的人。

医生先生记不住我的名字,就根据我的年龄,叫我fourteen。大家也都跟着这么叫。

大概是我年轻,聪明,不怕脏和累,能很快学会帕克医生交给我的各种医药品的名字,所以在医疗队控制疫情的时期,医生先生跟大家肯定了我的工作,我也慢慢和他熟了起来。

医生先生在非洲待了整整一年,他对我已经嫁人并不感到意外。在不忙的时候,他会抽上一支烟,跟我聊聊他的故乡。他告诉我加拿大有很美的枫叶,现在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有种酒叫威士忌,冬天喝了可以取暖。他的国家非常辽阔,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地球是分南北半球的,季节相反。有种东西叫电脑,是个很神奇的玩意儿。这世界除了战争、疾病,还有毒品、黑市交易、欺诈以及很多危险的东西。

健谈的帕克先生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

后来医生先生对我说,他看重我是因为他教我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比如要天天戴口罩,带手套前后要洗手,且洗手时间要够2分钟。清理病人的呕吐物或排泄物后要进行掩埋,不能随便扔在周围等等细节,跟专业护士相比,我都做得很好。

虽然跟着医疗队很辛苦,但每天医生先生都会叫我和他一起吃饭,那段时间我吃到了午餐肉罐头、香喷喷的芝士和黄油,以及人生中第一杯可乐。

在医疗队撤出的前夕,努鲁回村了。同时,我的初潮也来了。医生先生发现了我裙子上的血迹,用干净的纱布给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卫生巾”,用绍纳语和英语夹杂着嘱咐我注意事项。

我很恐慌,记得出嫁前妈妈教过我,来了这个,就会怀孕了。当晚,爸爸的其他妻子难产时流血和尖叫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里播放。我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走进医生先生休息的帐篷,脱掉衣服,想要用身体做交易,让他带我离开。他笑了,教会我一个新的词汇G-A-Y,并用干净的手指指了指自己,说了这个词的意义。

在我一脸诧异的时候,医生先生已经为我穿好了脱掉的衣服,给我拿了够吃几天的罐头和饼干,让我几天后在一百多英里外的公路口等他。如果那个时候我出现了,他就带我走。

当天夜里,我休息了整晚,第二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工作一整天。夜深的时候,我背着仅有的衣服、水罐和食物,沿着土路一直往北走。如果日出前我碰到了树丛,就躲在里面,晚上再接着走。

也许真的是运气好,途中没有碰到野兽,每次水快喝完的时候,我都能找到面包树,或者零星的人家,或者浑浊的小河。在走到和医生先生约定的路口时,我的食物快吃完了。

那时,我已经徒步走了四天,我怕错过医疗队的车,只在周围摘了些果子,就坐在附近等医生。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尘土飞扬的公路口,医疗队的红色十字在车身上闪耀。我冲到路上用力挥手,车停下来,医生先生下车后拉起我,把我安置在成箱的药品堆上,然后清理我脚上的水泡。

我在医生的触碰中,闻着药品的味道,睡了长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对我来说,那一天,药品混合着泥土还有医生身上微微的汗味,就是自由的味道。我看着倒退的公路,心里在不停地呐喊:再见了妈妈,再见了努鲁。

到达第一个驻地后,医生先生召集大家,正式介绍我的身份:她叫Peggy,以后都跟大家一起。

医生先生又带我辗转了几个村庄,刚开始,我晚上常常不敢睡觉,怕努鲁会突然从帐篷外冲进来,把我拉回到从前的日子,也经常梦到妈妈在哭,梦见爸爸的咒骂。随着我们距离努鲁的家越来越远,我的失眠和噩梦逐渐消失了。

讲述者图 | 津巴的医院

跟着医生奔波的日子,我的身体像柳枝抽条一样开始生长,我跟着医生和护士们学习急救、包扎和药品的基本知识。用简单的医学英语交流已不再是问题。

一天,我准确地报出了十几种药品箱子上的编号,医生先生非常开心,他惊讶于我对数字的敏感,在闲暇时,开始正式教我数学。

跟着医生回到哈拉雷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数学公式,又长高了一点儿。医生安排我进入了护士组,同时帮助医疗队管理一些基本的药品清算。

医生先生还教会了我很多我从未注意到的东西,比如西餐礼仪、吉他还有花体英文等等。

那段时间,我过得非常安逸,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周围世界的营养,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两年后,我已经没有了小村庄少女的青涩,可以很好地加入繁忙的医务工作。

那年年底,我16岁,医生先生跟我告别了。

他说,他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几年的援非项目结束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医生走之前给了我一笔钱和一张ID,ID的主人是个在疫情中死去的女孩,年龄比我大两岁,模样看上去还和我有几分相似,她的名字正是Peggy。

医生说,亲爱的,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忘掉过去,用新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吧,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再见。

有了新的ID,我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去读书,考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了。

医疗组的同事们乐于帮助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可我脑海中常常盘旋着各类数字组合,也许自己喜欢的并不是医疗,而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工作。

晚上不用值班的时候,我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之后我问当时医疗队的其他援非医生,要到了医生先生的电子邮箱,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将一切的进步与他分享,把他当做树洞和人生导师。

我学习了财务、电脑、英语的很多课程,在通过了会计考试后,我在一家德国人开的矿产公司做了财务,并学习德语。

刚做财务的那一年,我觉得人生终于开始越来越光明。工作上在稳步发展,每天会跑步锻炼,又长高了一些。用了德国同事送的祛疤膏,努鲁留在我背后的疤痕竟然渐渐淡去了。我想,现在的我哪怕站在努鲁面前,他也认不出来了。

我24岁的时候,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他叫阿粟,是之前我德语学习班上的同学,机缘巧合下我们再次相遇。同正常情侣一样,我们恋爱、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

阿粟在一所学校做老师,我后来转行专门做了投融资。

因为会两门语言,我随着公司去了德国、英国还有周边的很多国家。大概生活总是有起有伏的,30岁那年,我做担保的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损失了好几年的积蓄。阿粟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离婚,说我陪他时间太少,还生不出孩子。

我回归了单身生活,基本没什么积蓄,还丢掉了工作。

羞愧和失落让我主动选择逃离原来的生活圈,那个时候,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疾病叫“抑郁症”,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抑郁症的症状。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随意在餐馆或者超市打着零工,满足温饱。

还记得那天我从超市下班,收到了医生先生的电邮,信中他说,他已病入膏肓,想要和我当面告别。医生先生依旧像从前那样考虑周到,他为我订好机票,发来办理签证的邀请函。半个月后,我抵达了温哥华。

病床上的他又干又瘦,棕色的卷发也因为化疗变得稀松,彼时从我们相识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医生先生得了肺癌,他说怪自己离不开香烟,但就算死掉也不遗憾了。

我留下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时光像回到十几年前,非洲炎热的夏天,医疗队搭建的简易帐篷里,我在做最基础的护理工作,只不过此时床上的病人换成了医生。这段日子,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他说我一定会越过越好,毕竟我再也不会变成那年无助的少女了。

医生先生是在不久后的凌晨离开的。

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回到了哈拉雷。

讲述者图 | 哈拉雷的街道

我决定要振作起来,医生先生当时帮助我逃离旧的人生,不是为了让我沉沦。

我把名字改回了Shingai,重新找了份在银行做柜员的工作。凭着对数字的敏感,我的业务总是做得最快,可以在冗长的报表内,一眼就看出数据的错误。主管对我非常赏识。

有一年,银行迎来了重要重组合并,大Boss邀请了几位重要的客人参与晚宴,其中一位是从小在德国长大,如今重回故乡的银行家,当天我们聘请的专业德语翻译临时不能出席,我是在场唯一会德语的人,当晚我用流利的德语和绍纳语完成了银行家与我们主管、投资方的沟通,顺利将合作细节敲定。

银行家特意对我的主管提出,希望由我晋升一级,负责涉外业务的工作。除了语言、专业能力,他非常赞赏我的用餐习惯。因为我是晚宴上为数不多将自己的食物吃完,没有任何浪费,并且向服务生多次致谢的人。

医生先生在多年前教我的用餐礼仪,以及从小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饥饿时刻,再次帮助了我。

银行重组合并之后,我得到了晋升,开始了第二次恋爱。

帕特来自南非,在银行的培训中,他对我一见钟情,开始了猛烈的追求。那时我已经32岁,在中国算是剩女啦。可是爱情是泉水,会滋润一个人的身与心。在稳定的两年爱恋中,我们确定彼此就是对方的唯一。那年圣诞节我们结婚了。

我在南非约堡见到了帕特的妈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妈妈特意做了Sadza,混合着我爱吃的蔬菜、鸡肉和玉米粒。我重新找到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婚后我申请调动,去了南非约堡的银行,跟帕特开始了在一个新国度的生活。一年后,我们的孩子出生,是个可爱的女儿。我跟无数个职场妈妈一样,辛苦又甜蜜。35岁,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但我经历了难产,切除了子宫。

今年,我已经37岁了,有两个孩子,工作上负责银行海外业务的管理,我去过很多国家,感恩人生中的一切美好和机遇,也珍惜曾受过的苦难。

也许很多人觉得,一个乡村少女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停下来了。但我的梦想还在继续,下一步我想要在津巴开一间自己的美甲店。在津巴美甲要50-60美金,我在中国的餐馆排队吃饭,美甲竟然是免费的,而且款式、颜色非常新颖、漂亮。所以下一步我会让津巴的闺蜜来中国学习美甲,然后一起投资开店。

目前,在工作之余我也参加了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公益工作。我翻译了德国先进建筑学书籍,我也在中国和合作伙伴一起,想把中国杂交水稻的项目在津巴推行,也想把先进的清洁水技术带回非洲。我希望能用我微薄的能力,去感染更多人,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解决困扰这片土地世世代代的几大难题——水源、粮食、疾病和住房。

我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把四十岁叫做“不惑之年”,意思是这个年纪的人遇到事情能够明辨是非,不再困惑。我马上就要到40岁了,我常常回想过去的每个点滴,想起医生先生教我做的事:不要停止学习,别怕苦和疼,用最好的方法做最正确的事。

Shingai的意思是 be strong,我告诉自己,虽然会很累很疼,但只要踮起脚尖,糖罐就不会空。


口述:Shingai,南非某银行高管

作者覃月,现为翻译工作者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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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死人化妆的入殓师:让留守老人、鳏寡孤独、五保户走得体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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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擦了擦汗,对我说:“你以后开车注意点,千万别酒驾,我可不想给你整脸,你脸盘那么大,费料······”

220​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20 个故事

“您家地址在哪儿?噢,好好好,不用接,我自己包车过去。”

小关挂掉电话,熟稔地收拾好了工具箱,像个惯走江湖的老手,向我挥挥手说:“走,包车,云中乡。”

他是我们古城县唯一专业的入殓师,服务对象大多是留守老人、鳏寡孤独、五保户,或是一些意外去世的人。

2010年的时候,他不再跑黑车,将车低价转让给我,在仿古街开了一家寿衣店。他姐夫老薛在县医院的太平间工作,兼职敛棺,顺带给逝者家属推销寿衣。

像小关这种卖寿衣的人,原本是用不着替逝者穿衣的。按习俗,给逝者穿寿衣的该是家属,或村里专门负责敛棺的人。家里有人行将就木,家人或敛棺人就趁他还未咽气,给他擦净身体,穿好寿衣。老人们说,死后再穿寿衣等于没穿,灵魂已经光溜溜地从身体里出去了。

穿好寿衣,人也走了,这时往他脸上盖麻纸,家属们就可以将遗体抬上事先铺好的木板,搭起灵堂。这一步在我们方言里叫做“落草”,和婴儿出生是一个意思。后者是降临,前者是离去。

近几年,我们县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最多时有一半青壮年在外打工。农村更甚,多数家庭都只剩老人、孩子留守。常有老人在家突然离世,来不及通知家属,村里的干部便带着村邻帮忙落草,没有提前准备寿衣的,就找小关买。

那次我正坐在他的店里喝茶,小关招呼我,要包车去云中乡送趟寿衣。路上他跟我说:“一个朋友的亲戚去世了,求我去帮忙穿寿衣,但我只会做寿衣,从来没给人穿过,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都有第一次嘛,给死人穿衣不也和活人一样嘛。”

他摇摇头,打电话咨询老薛。

“如果已经死了两小时以上,遗体开始发硬就不好穿了,先让家属回避,可以大力一些,死人是不怕疼的。”老薛说。

到地方,我好奇地跟了进去。家属都在院子里,一见我们就连忙上前递烟,给我们点火的人双手抖得厉害。

言语间,我了解到逝者是个老太太,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他朋友将我们拉到一边说:“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死的时间长了,样子有点恐怖,没人敢到跟前去。”

随后,我和小关走进老人的卧屋,一股浓重的腐臭扑面而来,我们急忙掩住口鼻。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呆了:床单上有滩血,老太太斜躺在炕边,脸上青筋暴出,眼睛半睁,嘴半张着,嘴角有血丝,肚子膨胀得像抱着一口大锅,右腿盘在炕沿,左腿在炕下。

我们慌忙跑出屋子。

小关平复情绪之后,对几位家属说:“这我穿不了,得叫我姐夫来。”我只好去县医院接老薛。

老薛到现场后将家属赶出门外,他说:“这种肚子发胀的尸体容易爆,常会‘遗丧’(遗出排泄物),很不吉利,对逝者和子孙都不好,得先用白布将肚子裹起来,然后再穿衣。”

本来瘦小的老太太肚子膨胀,像个胖子,老薛几下便将她裹好,给她穿上一套最大号的寿衣。

落草完毕,家属千恩万谢,视老薛和小关为大恩人。

不久之后,小关告诉我,老薛让他学习殓棺。他以前做过铝合金门窗生意,用三蹦子、面包车开黑的,倒卖茶叶,结果都赔了钱。

原先他还有些犹豫,但想到自己三十几岁还没个稳定营生,照顾不了一家子人。于是他决定学习殓棺,这个行当不算体面,可好歹能赚到钱。小关的妻子和父亲,也都觉得这工作不错。

作者图 | 小关的寿衣店​


老薛和小关约法三章:一、为老人穿寿衣是自家儿女的职责,儿女在身边的正常户,不接;二、对老人不好、名声不好的人家,不接;三、因车祸去世的单子也不能接,因为血肉模糊不好穿寿衣。

小关是个聪明人,跟在老薛身边学习了一段时间,殓棺的技巧就已经非常熟练。他经常包我的车外出,还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手,出一单给一百五十元钱。跑一天车都挣不了这些,我一口答应下来。

我第一次和小关出任务,是给一个快咽气的病人穿寿衣。社区几个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那个病人的情况,他才四十来岁,无儿无女,罹患癌症,是社区的贫困户。

小关趴在他身边听了听,说还有气。有个工作人员递烟给我们,让我们边抽烟边等,小关拒绝了,说穿寿衣最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清了场,让我打盆清水来。

我们替病人褪去旧衣,用毛巾蘸水,从头到脚给他擦洗一遍,接着给他穿好内衣、中衣、外衣七件衣服。这期间,病人脸上一直很平静。忽然,他嘴角抹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我心里“咯噔”一下,探了探他的鼻息。他已经走了。

小关在事先备好的木板上铺一张被单,我们俩抬起遗体将之放置在被单上,再给他脸庞盖一层麻纸。小关打开房门,通知社区人员,有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没有子嗣,不举办丧事了,棺材已经准备好,直接敛棺吧。”

小关便将社区替逝者准备好的被褥、枕头铺到棺材里,又叫人买来二十捆卫生纸。他在棺材上拉了一条线不断比划着,指挥我们将遗体置于棺材正中央,用卫生纸把遗体和棺材间的空隙填充严实。

结束后,小关告诉我们:“除非将棺材倒扣,否则无论怎么晃动棺材,遗体也会纹丝不动。”听老人们说,若抬棺时不小心使遗体移位,有可能犯丧,即尸变。

小关带着我向逝者焚烧香蜡纸裱,并叩了头。

临走时,社区工作人员硬是多付了二百元钱劳务费,还向小关竖起大拇指,说:“死者虽然是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但他走得非常体面。”

小关活路精湛、为人亲和,碰上家里困难的人家,他拒不收费,而且相比别的入殓师,他对死者更加敬重。所以他在小城里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单子越来越多。他聘了个缝纫师傅做寿衣,自己专心做入殓师。

他遵守着老薛定下的规矩,只给无儿无女的五保户、鳏寡孤独入殓。所以大部分单子,都来自社区、老人院、照料中心等机构。

那年夏季的一天,我和老薛、小关三人在店里喝茶。小关接到某个镇政府的办公电话,让我们带些纸钱和一套寿衣赶去杨村,不用进村,死者就在村口的公路边上。

装好货我们火速出发,快到村口,远远看见许多人在路边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接待我们,说这是一起安全事故,有位村民被旋耕机刨死了。

作者图 | 旋耕机​


旋耕机既可以当手扶拖拉机用于载物,又能装上刀片进行耕田,且价格低廉,几乎成了农家必备的生产工具。每年农忙时节,都有人因操作不当被伤,轻者被旋耕机伤筋挫骨,重则丢掉性命。

干部告诉我们,死者姓孙,是位六十来岁的留守老人,儿孙都在外地打工,正往回赶。老人独自在家务农,那天刚收割完麦子,打算翻地,但地一寸未翻,人就死了。

我和小关猜测,他应该是在机器未熄火的情况下去更换刀片,不小心挂上了挡,裤腿被卷到机器中,旋耕机遇到阻碍会更加用力去刨……

一旁的干部说:“虽然这块地就在公路边上,但高出公路地面两米多,路人听到机器的响声,以为老孙在上面犁地呢,谁知道是旋耕机刨人。旋耕机一箱油能正常工作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没有翻一寸地,就刨人了。”

老人的死相太可怕,那时天热,有绿头苍蝇在周遭围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赶紧找人殓棺,别让老孙的孩子们看到这一幕。

小关让村民们都散了,到田埂那边等待。大家走后,我和小关都吐了。

我问他:“这衣服怎么穿?”

他阴沉着脸没有回答我,开始骂起来:“这些子孙后代都是白眼狼,为了赚钱把老人扔家里不管。这还整什么劳务输出,青壮年都去了外地,村里死了人,一帮老弱病残连个棺材都抬不到坟里去……”

我俩戴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老孙的遗体收进棺材,而后用寿衣盖住,算是替他穿上了。

我大声问站在田埂上的村民:“有没有人要再看一眼?”

“不看了不看了。”

最后,我们把棺材盖钉死,用透明胶带封住缝隙。

横死的人不能进村,村民们就在公路边给老孙搭棚子设了灵堂,摆上纸货。我们和村民一起焚香吊唁,结束后用干部给我们的高度酒洗完手,便回去了。这次我们没收一分钱。

后来小关想起这段经历,就忍不住要哭一把。

小关是个聪明人,他很早就意识到县里要移风易俗、推进殡葬业改革。他还听说,县里准备规划建设火葬场和公墓,杜绝土葬。经熟人介绍,他去到市殡仪馆,跟着那儿的殡葬化妆师学习。

那段时间,小关接单不勤,我就到县城跑黑车。某天夜里十点多,接到老薛电话,让我帮忙送一套寿衣到县医院太平间。

我到太平间时,老薛正给一个刚去世的老人净身,我默默把寿衣放在他手边。这时我看见太平间里有个人很眼熟,走近一看发现是朋友阿伟,他旁边有一大两小三具尸体。

我了解到,那是阿伟的哥哥阿斌和他两个孩子,死于酒驾车祸。阿斌驾驶小轿车载着一家人去岳父家,出发前他和朋友喝了一夜酒,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阿斌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他妻子还在抢救,也凶多吉少。

“老薛不肯给出车祸死的人入殓。”阿伟对我说。他知道我和小关是朋友,央求我找小关替他哥哥化个妆,因为他哥哥只剩下半张脸。

接通小关的电话,我问他意见,他二话不说便拒绝了,因为不想破坏姐夫定下的规矩。阿伟在一旁哀求,我只好再替他求求情:“虽然他哥哥死于酒驾,是自己造成的惨剧,但人已经死了,再大的错误都该原谅,阿伟只是想让他体体面面地离开人世。”小关被这番话说动了,答应下来。

第二天早上小关去到太平间,先是给阿斌净身穿衣,然后才开始化妆。小关打开新买的工具包,取出化妆设备,用镊子蘸取药水,把阿斌仅剩的半张脸上那些血污、石子、玻璃碎屑清洗掉,接着清洗大面积创口。然后用面团一样的材料和胶水,把缺失的脸部填补完整,用粉和油彩进行化妆,涂上凡士林。

小关的工作结束之后,阿斌的脸变得完整而光滑。

小关擦了擦汗,对我说:“你以后开车可注意点,千万别酒驾,我可不想给你整脸,你脸盘这么大,费料……”

自从小关开了寿衣店,他的父亲老关一干完农活,就到店里指点江山。父亲是支持他这份事业的,既赚钱,也能做些好事。

有一次老关来到店里就批评小关:“你这寿衣咋设计的,样式这么难看,尤其这褂子,跟员外似的,还配个瓜皮帽子,傻不傻?”

“寿衣就这样,你爱穿不穿。”

“我才不穿你这种寿衣,跟傻子似的。”

“由不得你,我就强给你穿上了。”

作者图 | 父子俩谈论的那款寿衣​


这是他们相处时的常态,即便涉及生死的话题,也能用来逗乐。小关是个孝顺儿子,或许是因为他见过了太多孤独的留守老人,所以一有空闲他就回去陪着父亲。

有一年深冬,夜间凌晨四点,小关打电话叫醒我,他父亲突然昏倒,要赶紧送医院去。我急忙出门,发动车子赶往他家。

那天医生们在抢救室里,一直到早上九点才出来,对小关说:“你父亲突发脑溢血,无力回天了,赶快回家吧。”

这时老关已经恢复了一些意识,小关背上他,我在后面扶着,准备回家。老关的脑袋耷拉在小关的肩头,嘴里微微挤出几个字:“儿子,好。”

回到家,老关被安置在炕上,双眼直直望着天花板,进的气少,出的气多,儿孙们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关母提醒小关:“趁活着穿好衣服,不然死了穿等于白穿。”于是,小关打发我去取一套最昂贵的寿衣。

取回寿衣后,小关轻柔地为老关盖上被单,在被单下轻轻地褪下旧衣服,从头到脚擦拭他的身体。过后给他一件一件穿上寿衣,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整个过程,他面带微笑,很是配合。

两天后老关去世,小关给他化了个精细的妆。


作者郑振,现为公职人员

编辑 | 莫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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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入狱自白:受贿四万块,我被检察院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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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因涉嫌受贿进了看守所。进所第一天,管教让我脱光衣服,说要灭灭公职人员的优越感。

222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22 个故事

市委全委扩大会议正在隆重举行,我在会堂外候着,负责叮嘱一些迟到的领导进后门。刚调到市委办,我想趁机接触下其他委办局领导,混个脸熟。

会议开始半小时后,有三个人匆匆赶到。

“我们是检察院的,有点事找伍桥。”

一听是找我,我心里奇怪,到市委办时间不长,平时也不是由我联系政法口。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人说:“你就是伍桥吧,这不是你的名片吗?”说话间,指了指桌子上的名片。

我强装镇定地说:“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

确认我身份后,这两个人迅速到身旁夹住我胳膊,剩下的一个人轻声说:“有点事需要你配合一下,请跟我们走一趟。”说着就往电梯方向走去。

出了政府大楼门口,我被带上检察院的车,两个人拉住我双手,把我夹在后排座位中间。随后,汽车驶离政府大院,车上的人打电话吐出几个字:“人已带到。”

我心里有些慌张,试着问了一句:“我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们主任?”

“不行!我们会通知你单位的。”

车子停在市检察院办案区。那里有铁锁和电子双重门禁,还有人值班看守。房内布局类似宾馆标准间,墙壁是松软的,以防有人自伤自残,门边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安置着电脑、打印机。后墙有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显示日期、时间、温度和湿度,还安着两个摄像头。

几个人上前让我交出身上携带的全部物品:手机、钥匙、钱包、银行卡号,登记完,签上名,谈话正式开始。

一名不怒自威的中年人,跟旁边的人点头示意开始录像,然后出示自己的证件,对我说:“我是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现在依法向你了解情况。”

谈话进行了十多个小时,检察官问得很细致,包括我的原单位职能,曾任职务,业务范围,办事流程,平时和什么单位联系,和什么人打交道,有否人情礼金往来,有否利益关系等等。

之后有个人进来和他耳语了几句,他很严肃地跟我交代政策:“你们这是窝案、大案,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初步判断,你处于从属地位,如果认错态度好并主动检举,可以把你先交回你单位纪检部门调查处理。否则,将立即对你依法立案并异地办案!”

我有点懵,近期已经陆续听到一些风声,原单位出了不少事,没想到一下子轮到了我。我身上没有检察官所说的大案、窝案,只是经手收了别人四万多块钱,但没有利用自己审批文件的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坦白了自己的违纪行为后,我真的交代不出什么。

办案人员认为我是一个庞大腐败链条上的一环。我进入办案区快到二十四小时,省检察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书、临近某市检察院的立案通知书和指定监视居住通知书,统统摆在了我面前,表明我由“配合调查人”正式转变为“犯罪嫌疑人”。随即我被戴上手铐,带到临近某市的检察院。

那里的办案区多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平时竖靠在墙边,有人睡觉时便放下来。正式讯问前,除了登记已经移交过来的物品,还要提供各种社交软件的账号密码、股票理财账号、房产等投资品信息,供办案人员调取信息。

第二天,五个人夹着我去当地医院体检。第三天,我收到几件衣服,应该是家人送来的,说明家人和单位已经知道了我的去向。

墙上的电子屏关了,窗帘紧闭,根本不知道日期和时间,甚至不知道白天黑夜,每天只能靠盒饭品种和检察官换班来推断时间。

期间身体有一些小的状况,还好审讯人员找来医生,对方诊断后告诉我没有生命危险。当时精神有些崩溃,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苍蝇贪官”、“前途完了”、“这么倒霉”这些词。我很悔恨,当初不应该放松自律,以至于今天从公务员沦落为犯罪嫌疑人。

一个月间,做完多次正式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窗帘终于被拉开了,光线明晃晃地照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

图|《人民的名义》剧照

这时,三名警察出示《批准逮捕决定书》,让我签字,给我戴上手铐后,我就这样因涉嫌受贿罪被押往看守所。

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刑警,对他们来说,这次逮捕任务极为轻松,心情好像还不错,停车给我买了两个油饼,说:“吃吧,说不定以后十年八年都吃不到这个。”

到了看守所,先是进行十指指纹、正侧面照相等信息录入,再做体检。最后民警令我蹲在地上,让穿蓝马甲号服的在押人员给我剃了光头,将我关进101号监房。

监房里有个大通铺,0.8米高,2.2米宽,10米长,铺的是木板。墙上等距离写着数字1-15,其中8号位置上下各有两个铁环,用于固定需要加戒具的在押人员的四肢。

101号房的吴管教让我站在大通铺上脱光衣服,大声说:“我要检查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违禁品。”

别的在押人员看到这幕,开心得不行,他们之中有已决犯(已经判刑),也有未决犯(未判刑),穿蓝马甲号服的是留所服刑表现好的已决犯,可以到监房外劳动,其余都身穿黄马甲号服,包括未决犯和部分已决犯,只能在监房内劳动。

“全裸检查,是为了打击你这种曾是公职人员的在押犯的优越感。你要认清自己的境况,配合管教。”

他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

此后,我慢慢适应着看守所的生活,逐渐摸清了101号房的情况,这里是过渡号房,刚收进来的在押人员先到这里“学规矩”,不需要外出劳动。

号房里有两名“值日生”,协助吴管教了解在押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动态,安排学习和训练。值日生老徐原是国土局的,本来以征地过程中滥用职权立案,后来以受贿判刑,他账上的钱最多。另一名值日生大章,是号房的秩序维持者,年轻时好打架,和几个小混混开过赌场,有个兄弟另立门户,还新买了辆车,大章不服气,放火把人家车烧了,于是被关了进来。

101号房还有几个人。四十多岁的老仲和老婆离婚后,经营几年的小餐馆倒闭,他恶意透支信用卡,被以信用卡诈骗的罪名关了进来,进来后血压达到180,却有恃无恐;兽医老刘胡讲义气,把检疫章借给卖猪肉的朋友乱盖,被判了几年;还有个老张下肢瘫痪,终身坐轮椅,曾去西藏倒卖藏羚羊角,还用轮椅作掩护,结果被捕了。

我对这几个人印象比较深,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传奇故事挂在嘴边,以彰显自己的地位。至于其他在押人员,不是盗窃犯就是强奸犯,被人看不起,都睡在厕所旁边。

每天早饭前,101号房的在押人员得先到房前小天井,做广播体操、跑步。饭后观看教育视频、背诵《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哪怕文盲也要背“八个严禁”。下午有队列操练、坐姿和站姿训练,大家必须一动不动保持规定姿势,半小时为一个单元。晚饭前放风半小时,可以洗衣服,晚饭后自我总结、反省,然后集中看新闻联播以及随后的电视剧到22时,但21时就允许上铺睡觉。

夜间,大家轮流值班,监房内如有异常,可以摁下墙上红色按钮,与管教对话。监房有多重监控,外面还有管教在巡查。

号房里有江湖排名,受很多因素影响。首先要素质高、体格好,能震慑他人,理解管教意图,获取管教信任。其次看罪名,罪名也分三六九等,盗窃和强奸最为人所不齿。再次是账上金额,钱多的人开账多,日用品和吃的也多,一方面可以彰显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拿来做人情。干活能力也是一个因素,活干得漂亮至少没人找茬。排名靠前的就有希望当值日生。

我比较配合管教,而且身为职务犯,在101没有受到刁难,甚至还有希望做值日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提前离开了过渡号房。

那时老仲被判服刑6个月,调到102号房留所服刑,他整天“软调皮”,不干活还咋咋乎乎,我们早就不耐烦了,可由于血压高、刑期短,管教对他睁只眼闭只眼。有一天我们做早操,他又开始隔着高墙耍嘴皮子,嘲讽我们。

当时我的案子悬而未判,心里既忐忑又难受,老仲整天在那儿烦人,我冲动之下,趁管教不注意,接来半盆水,估算了一下他的位置,泼到高墙另一边,大冬天的给他浇了个透。结果我受到严重警告,被调往劳动号301,开始劳动改造。

301里已决犯、未决犯混住,其中的规矩稍有些变化:不再学习和训练,未被提审、开庭的犯人,每人每天要完成两脸盆的“搓二极管”任务。通铺是1号的犯人是“质检”,负责分配任务、验收成果。

二极管就大一点的火柴那么长,原本两端的导电铁丝是弯曲的,无法上流水线自动焊接,所以需要人工把铁丝搓直。我们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块套在手上的胶皮。

完不成任务的犯人,别人休息了你还得继续。干这活靠耐心和手劲,我吃不了苦,后来和别人混熟了,就在质检的安排下请别人“帮忙”,代价是每周开账多买点东西作为报酬。

在301改造期间,我的案子开庭四次,律师为我做了无罪辩护,认为我的行为只是违纪,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很快,法院一审判决出来了:认定4万多为受贿,没有自首、立功,认罪态度一般,经审委会决定,不具备缓刑条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的严厉程度出乎我预料,但冷静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上诉。我本来就不是无缝的蛋,并且指定管辖、审委会定的案子,肯定是慎重研究过的,再去挣扎也只是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

判决下来后,管教很为我高兴:“没大事啊,早点‘上山’拿积分,争取减刑!监狱好啊,吃的好,住的好,没人算计还不用操心别的,保证你养得白白胖胖!”我一脸尴尬,不予置否。

不久后一天的早晨,天没亮,我还在睡梦中,值班管教叫醒我:“收拾东西,准备投监!”

我手足无措,1号帮我把被子和衣服统统塞进管教扔下的编织袋里,还特意塞进去两双布鞋,开玩笑说:“上山以后混社会,你这种文化人就是大哥了。”

收拾完毕,我和十多个人一起到监管区门厅排队,等着核对身份,大章、老张和老仲也在。管教安排我们逐一签收《执行通知书》、核对各人钱款账目后,每人可以申请打一分钟电话给家人。接着两人合戴一副手铐、脚镣上囚车,两个管教、三个持枪武警押车。

进了监狱,又是一轮核对和体检,我们便正式进入入监队,成为一名服刑人员,俗称劳改犯。

在入监队,我们要接受为期40天的入监教育,相当于看守所的过渡号。之后极少数犯人有机会留队改造,协助警官教育、训练新犯,不需要到生产监区参加体力劳动,比较轻松。留队的基本是两类人:有文字基本功的,比如职务犯;军事训练的,比如退伍军人。

入监后,坐轮椅的老张和透支信用卡的老仲,不参加新犯队列训练,就想耍赖不下劳动监区。老张发脾气绝食,骂照顾他的犯人要害他,只有老仲来劝,他才肯吃点饭。

警官们哪里会被这点小把戏欺骗,只是他们拿老张没辙,只好严管老仲。几个组长给他训话,没想到几分钟,老仲脸一红大喊道:“我血压高,头晕!”手、腿还不停颤抖着。保健员立即给他量血压,舒张压达到了200,警官和组长们赶忙把他送监狱医院抢救。

两个活宝这下得逞了,无需学习、训练,老仲整天推着老张在监区里转悠。二人刑期很短,干部都不跟他们计较。

老张和老仲最喜欢待的地方,是监狱小报编辑部,有电脑可以上全省监狱系统内网,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他们经常把新闻转述给我们听。

电脑由专门的犯人管理,我们叫他“黑客”,是名牌大学计算机高材生,因入侵某单位计算机系统而入狱。干部们惜才,让他管理电脑和照相机,还负责把采集好的信息录入系统。

有一天,老仲悄悄告诉我,黑客在用社交软件聊天,还有很多女人的照片,有些老犯为了看那些照片,就给黑客塞香烟。

犯人劳动和生活的场所都有监控,一开始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直到我亲眼看见一名老犯带着香烟,拿两页“稿件”进了编辑部,才有点相信了。

犯人不能持有现金,个人账户一个月可买一次东西,这叫“开大帐”,开大账有限额,香烟又是大部分人的依赖品,所以成了“流通货币”。从2元一包的“大丰收”到20元的“黄南京”,甚至干部奖励的“中华”,都可以用于换取价值两倍的食品和日用品。能让犯人心甘情愿付出两包香烟的,肯定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东西。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省监狱管理局带武警把小报编辑部封了,带走“黑客”和几名老犯。传说是黑客编写了一个局域网聊天软件,伪装成罪犯改造心得资料上传,诱导别的监狱电脑下载安装。黑客通过这种方式和一名女犯建立了联系,甚至传播起了淫秽图片和视频。

这件事曝光之后,黑客被加刑,监狱领导被处分,责任民警被开除。

那年春节前几天,狱政科给我们这批新犯分配监区,我和大章等6人被分到一个服装加工监区。

每个月犯人的表现会被考评打分,最高12分,最低1分,犯错误0分。累计的分数会作为报请减刑假释的基础,达到120分的改造积极分子,可以申报减刑6-12个月。

来到这个监区第一天,教导员问了一下各人基本情况,便没人再理会我们。我们一行六人在大门边站了近十个小时,站得不正时监督岗的人来踢一脚,算是提醒你。晚上进入新犯号房,内务组长给我们训话:“除了正常出工干,你们还要负责宿舍公共卫生打扫、生活和生产垃圾的清运。”

生产垃圾就是装在大口袋里的废旧碎布,被雨水浸泡后每袋都重达一百余斤。管理生产调度的老犯监督我们六人,把30多吨的垃圾装车。当时是冬季,我们干活热得几乎赤裸着身子,时不时还要挨骂、挨打,口渴了只能在上厕所时喝两口自来水,吃的是别人吃完倒进桶里的剩饭。新犯都是这样过来的,算是个下马威吧,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考验。

夜间,调度、内务的组长(都是老犯中的骨干犯)联合对我们这一天表现进行点评,被批评的以自抽耳光的方式反省。大章很不服,五个老犯把他拖到厕所里修理一番,顺便给他洗了个冷水澡。

F是盗窃犯,比大章更惨,一晚被洗了两次冷水澡,之后还给老犯洗了几盆衣服;M也是职务犯,被羞辱后精神崩溃,整夜睡不着,不断流泪,这个毛病一直没好,我出狱前他被查出肝癌晚期准备保外就医;X老实一些,罪名是强奸,老犯们要求他一次又一次回忆性爱史,不符合胃口就要自罚,那晚他自抽了600多个耳光,脸和手都肿得十分厉害。

D是传销老大,他的案子仅扣押罚没资金就1亿多,几位大组长没有为难他,反而和他聊得很投机,因为他答应以后每个月的开大帐他都承包。

而对我,他们在我这里得到了一些官场知识,模拟了几个官场场景后,也没再为难我,我还真没想到,有一天,官场的见闻会以这种形式帮助我。

两周后,另一批新犯来到监区,我们六人告别了新犯这个称谓,升级为老犯。

(应作者要求,文中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作者伍桥,曾为市级机关公务员

编辑|莫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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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学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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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衡水中学校庆日,这座应试教育体制下诞生的超级中学,素来以铁腕著称。超高的升学率吸引家长把孩子们送往这里,但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的管理方式也给学生们带来阴影和负累。当我们走进学生们的真实内心,会发现他们建立了一套对抗高压环境的生存策略。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2 篇特稿


不吃蛋糕的人

在衡水中学,激励学生的方式五花八门。林禾青高三那年,一次月考过后,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月考前30名的同学,和下一次月考想考前30名的同学,被召集进同一间教室,考了前30的人吃蛋糕,想考前30的人看着他们吃蛋糕。

林禾青考进了前30名,是可以享用蛋糕的人。但她没去。

“我认为这样的激励方式对我没有意义。”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老师的询问。在整齐划一的强压教育下,林禾青试图保持某种清醒。

这所全国知名的中学以铁腕著称,它是应试教育体制下诞生的超级学校,一方面以极高的升学率为人熟知,许多家长挤破头想要把孩子送进这里;另一方面它以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的管理方式强压十几岁的少年人,给不少人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每周日一次的班会,和誓师大会、月度总结颁奖大会、班级挑战大会一起,组成了衡水中学的精神方阵。“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与大家巨匠论道谈经”;“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以及更为打动少年人的关键词“青春”、“梦想”、“奋斗”、“热血”,这些豪气冲天的口号飘荡在大会之上,又在高声演说中注射进学生的大脑。

在这些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的活动面前,甚至学习也需要让位。开班会的时候,林禾青把桌子上的书摞得老高,躲在后面学习,努力屏蔽班主任滔滔不绝的激情演说,班主任说:“你就差这一个小时吗?磨刀不误砍柴工!”

她也常常怀疑,比如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考个高分报亲恩”,林禾青想了很久,前四个字和后三个字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密不透风的铁幕之下,林禾青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异数。她至今可以逐一数出自己在三年间留下的“违纪史”。

高一,晚上睡着后翻了个身,被查寝老师看到,扣分,理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

高二,被班主任搜到一本从图书馆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被没收,超期了三个月没还书,班主任执意不给,还给家长打电话说:“这个孩子有问题,她竟然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她是不是想谈恋爱呀!”

高三,晚上睡觉时脚抽筋,她坐起来,正好被查寝老师的手电照到,扣分。

高三,午休结束后,拿着一个没吃完的苹果向教室走,被年级部老师抓到,要求拿着苹果拍照留证,到教务处写检查。

有段时间,她总是做梦。梦到老师同学在班上发现了蛛丝马迹,巧克力皮、橘子皮,都说是林禾青吃的,她拼命说“不是我不是我”。

“那段时间连续违纪,防不胜防,莫名其妙就被抓,特别崩溃。”离开衡中三年后,她讲起这些故事,像是说着别人的笑话,又像是看到了彼时的自己。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除了这些“小事儿”,她还做了一件“大事儿”:逃操半年。

跑操是衡水中学的标志性场景。每周的开放日,甚至会有人花上两百元的门票,来参观这一人间奇景。每个班七八十人,排成六列,脚尖贴着脚跟,前胸挨着后背,距离近到鼻息都会打在前面人的脖梗子上。每个班的队伍,挤挤挨挨组装得像一架坦克。

每天跑两圈,每圈喊一次口号。在那些口号里,出现最多的,是“拼搏”“必胜”“青春”“清北”这类词汇。有时候,身高一米九的校长张文茂会站在行政楼的高台上,俯视他的“孩子们”,威严的架势如同检阅军队的领袖。

高二夏天,早操刚开跑,林禾青的鞋带开了,后面的人踩住了她的鞋带,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倒,其他人的步伐跟着乱了,踢踩磕碰,最终大片倾倒,林禾青被压在最下面,还有一个同学露着的胳膊上擦破了好大一片。两个星期内,她以同样的方式摔倒两次。“我不敢跑操,特别害怕,一跑操浑身都在发抖。”

更令人痛苦的是,夏天跑操后,同学们身上散发着的汗味。这涉及另一个问题,洗澡。衡中的澡堂是2011届学生们的集体记忆,所有的女生采访对象聊起衡中的澡堂,都是一边说一边笑,笑得要流出眼泪来。

当时的衡中,每周给一次洗澡时间,吃饭加洗澡,50分钟,珍贵得不可一世。澡堂没有隔断,因为人多,每次洗澡时间,都是两到五个人围着一个淋浴洗,人挨人人挤人,满目都是白花花的身体,几乎类同于生鲜市场。

出于对跑操的极度恐惧,林禾青想要向老师请长假,老师一句话就把她噎了回去:“就你特殊?”

林禾青依旧我行我素。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那些东西。我学习不是因为环境让我学习,是我自己要学习。”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衡中奇妙的氛围中成为一种难得的清醒觉悟。

2014年,她参加高考,谁也没有料到,她是那一年最大的黑马,她成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执法者毁于执法

“她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李翰是林禾青高三时的班长,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烤鱼店里,他这样评价林禾青。

高三的周测,林禾青情绪不好,作文写了两三行,实在写不下去了,就交了卷。

第二天,李翰宣布:周测名次退步的同学,交份检查。

林禾青没交。

他气冲冲地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林禾青吼道:“你作文就得了五分,还不交反思?”

林禾青回击:“你说的时候我没在,没听到。”

那天两人吵得很凶。

三年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林禾青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李翰一块吃饭。

李翰说:“那天说完你,我就后悔了。”

林禾青说:“我也是说完你就后悔了。”

林禾青早就完全地理解李翰。衡水中学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李翰的压力来自班主任的要求,李翰既是被管理者,也是执法者。他勤勤恳恳地帮学校和班主任维持秩序,还为了“心中的正义”,给班上同学告御状。

量化是衡中管理制度的核心。成绩、纪律、卫生、跑操,是量化考核的四大指标,事关班主任的奖金,以及班干部的荣誉。

量化掌握在“年级部”、“小黄帽”和查寝老师手里。所谓小黄帽,就是戴着黄色棒球帽的年级部学生会成员。跑操前,跑操时,早饭后,晚饭后,还有把十分钟课间挤压成八分钟的“预备铃”前,他们都在盯着手表计时,拿着纸笔计分。

他们站在教室后门,从窗户往里看,并记下“上课喝牛奶”“上课转笔”“上课扭头笑”这类的违纪事实,为方便记录,每个学生的座位都可以用方位表示,比如“北一后一北二”,就代表北边第一大组最后一排从北数第二个学生。不久,班主任就会找那个同学兴师问罪。

高三,一次跑完课间操,一个女生“小黄帽”告诉李翰:“你们班队形乱,要扣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一听到乱字,脑袋就像炸了一样。”

李翰也做过“小黄帽”,那是高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投机主义”。

“小黄帽”像个护身符,给他带来过不少好处。比如,假期不用写作业,打通学生会的人际关系,就不用被查。比如,课间操的时候去班里查零食,想查谁查谁,查到了直接自己拿走吃掉。比如,借事翘课,拎着帽子出去溜达溜达。他甚至悟出一个道理:“一旦跻身了权力阶层,你会发现人跟人都是有利益交集的。”

回味过去,李翰感到一阵荒诞。“我不认识那时的自己。我现在想想我好搞笑啊。”

在衡中时,李翰并不是什么异数,他曾是衡中评价体系中最优秀的那种学生。从文理分科之后,就做班长,一直做到高考。高三一年,成绩长期保持在文科实验班前五名,这意味着他是个极有希望考上“清北”的学生,是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动物。

但规矩的守护者也会被规矩所摧毁。高考前一个月,一个周六的晚上,难得的放松时刻。张家口人李翰离家远没回去,他和朋友从外面带进宿舍一只烧鸡,想在熄灯后,偷偷摸摸地大快朵颐。

一只鸡翅膀还没吃完,年级部老师一脚把门踹开了。

那天,李翰彻夜未眠。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往日磨的薄得不能再薄的刀,一刀劈在了石头上,咯嘣一声,断了。

第二天,他等来了处理结果:回家。

这么严重的处理是出自学校考前抓典型整肃纪律的需要,对他这样的好学生毫不手软,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李翰的妈妈从家里赶来接他回张家口。从衡水到张家口火车要走10个小时,因为远,他平时放假都不回家。爸妈开车来接他回家,一趟是四个半小时,来回花费大于1000元。

对父母的歉疚,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他描述回家那几天的感觉:“如同万箭穿心,很复杂,后悔,愧疚,愤怒,委屈……”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直接影响了他高考的发挥。本来对于清华北大胜券在握的李翰,因为高考前的情绪崩塌,最后只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而这一事件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李翰身上。进入大学之后,他变得内敛,与学院系统保持距离,对“集体”保持高度警惕,学校的组织和活动,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他现在信奉美食,经常一个人下馆子,“但就是没有当初那种味道了,那个鸡是真香”,他笑了一阵,又停住了。 

结成团推对抗

如果说林禾青是叛逆者,那么康乔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稳定因素。他和李翰从小一起长大,但到了衡水中学之后,放纵不羁的康乔无法忍受严守规矩的李翰,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康乔高高瘦瘦,是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阳光大男孩。入学之后,他很快有了一帮兄弟,组成了自己的小团体。他们靠小团体的力量对抗环境的巨压,用朋友之间得到的善意的理解,来消解少年人被压抑的巨大不满。学校规定,22:10熄灯睡觉,23:40之后才能去厕所。他们就经常等到23:40之后,在厕所相会,蹲在一个个坑位上夜聊。

小团伙中有一个男生的父亲是开书店的,经常能打印一些资料,他们就如饥似渴地传阅,那里隐藏着跟历史课本上不太一样的历史。他们高谈阔论,谈国家和社会,也谈衡中体制和教育制度,评析和批判每一个标语、每一句口号,颇有些“恰同学少年”的感觉。

康乔颇具领袖气质,讲义气,周迎是被他影响的人之一。

周迎刚进衡中的时候,从不敢违纪,学习成绩一般,调研考试考年级1000多名,在实验班里排倒数,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他来自秦皇岛,距离衡水 500 公里,几乎每次放假,父母都会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他,车上塞满了家里带的零食。考不好,他觉得愧对父母,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

自从进入文科班,结识康乔后,他慢慢地变了。他开始参加厕所夜谈会、打球、阅读开书店的叔叔打印的资料,渐渐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学习。

高三,他的叛逆达到顶峰,以至于班主任在班上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有些同学很愚蠢、幼稚,想以自己的成绩为代价反抗教育制度。”

高三时,他参与自主招生,申请了校荐名额,按照当时的成绩,预期会拿到复旦的名额,结果被分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他发现很多成绩比他差的同学,分到了更好的大学的名额。

他开始意识到,这里除了成绩,还有一些不能言说的东西。家人劝他去参加西安交大的自主招生,他不听,意气用事放弃了这个名额,就因为这件事“很不尊重、很不公平”。

那天晚上,天很冷。跟家人打过电话,周迎突然想哭,他走到操场上,躺在凉飕飕的草皮上,望着深蓝色的天空,告诉自己:“只能靠自己了,只有高考一条路了。”

班主任的一句话他听进了心里:“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就只能做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三年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周迎回想起高中生活,仍然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压迫无孔不入,如果顺从,会迷失掉自己非常信仰的东西!”他庆幸自己没成为老师说的那种牺牲品,但是他知道,在光辉灿烂的成绩后面,有太多人当了炮灰。

上海的雨夜,刚从CBD高层写字楼里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实习下班的周迎身着西装,看起来神采奕奕,几年前衡中操场上那个跑操一摇一晃的胖子已经不见踪影。

聪明的人会钻空子

和林禾青一样,黎方也不想跑操。不过相比林禾青硬碰硬的办法,黎方更懂得钻规则的空子。

高一军训,他看了两天跑操训练,断定这样跑操既不能起到体育锻炼的效果,而且像马戏团耍猴一样滑稽,主要是为了领导们看着爽。

作者图 | 衡水中学候操的学生们​


于是他找到班主任,义正言辞地说:“我想当体委,为班集体做贡献!”老师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黎方每到一个新班,都当体委,当了三年。

体委在队伍两侧跑,负责把握队形整齐,带着喊口号,不用和别人摩肩接踵。黎方甚至连口号也不喊,因为体委不止一个,他不喊,自然有人愿意喊。当体委后,他顺理成章地从被耍的猴变成了看耍猴的看客。

“又没有尊严又没有发言权,一群奴隶才能练成这样。”他说这话时,平静的表情,无所谓的口吻,带着一贯的自信和自负。

黎方是个物理奥赛生。他热爱物理,是那种有天赋的人。初中自学了微积分和高中物理,40分钟就能把高考数学卷做到140分以上,20多分的椭圆解析几何大题非要用三角形证全等去做。

到衡中以后,他就像被戴上了紧箍咒。虽然高一物理的知识他初二就会了,但是还得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做笔记,刷那些在他看来很弱智的习题。他想看国家队难度的奥赛题、学大学物理,被视为歪门邪道。他精力旺盛,努力了三年都没有能在午休时间睡着过,所以只好偷偷带个不能上网的手机,午休时间用衣服蒙着头,看手机上的小说。

手机里只有一部《龙族》,他来来回回看了十遍以上。黎方喜欢看书,高中三年,他的阅读资料极度匮乏。只有一部《龙族》,一本《法医学》,和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在衡中,“闲书”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他甚至把抄书当成一种放松。一本大学教材《热力学》,他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包括前言、序言、目录、插图。

在衡中,每天晚饭后有20分钟的新闻时间,播放老师剪辑过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直播间》等节目。新闻是必须放的,因为学校会派人检查,但是高三的班级,新闻都是静音放的,所有人都低头学习,任主播在屏幕上滔滔不绝。

整个班,只有黎方会抬头看,但是好几次,他正看着,冷不丁地后脑勺就被班主任按下去了,被按了几次之后,他也不抬头了。

衡中给每个奥赛生上了双保险,所以学竞赛科目的同时,高考科目也不能丢下。但是对于黎方来说,给他学物理的时间太少了。他想学物理。化学课,他学物理,生物课,他也学物理。为此,被老师没收书、和老师吵架、被赶出教室。他陷入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越是不让学,越要学。

被赶出后,他就没再回去,找了一间空教室,自己在里面偷偷学物理。跟老师撕破脸,老师不再理他,也相当于达成了某种妥协。

事实上黎方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部分自由。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精神上巨大的压迫感,整个人变得歇斯底里。

“我本来是一个情绪很稳定很理性的人,被他们逼得很疯狂很极端。给我自由的话我是不会放纵的,我是可以把我自己管得很不错的,但是他们给我一顿乱管,我就什么都不会了。”这是一个天才少年的自述。

衡中的学习方法是为多数人准备的。黎方这样的异数,只能在挣扎中自求多福。

他没赌赢。物理奥赛的省赛中,因为一道“有争议”的题目,他与省队失之交臂,无缘保送,只剩高考一条路。

幸运的是,他通过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自主招生。高考之后填报志愿,出于某种仪式感,他就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这正是他最喜欢、也最适合他的。功德圆满。

但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高考之后,老师对他说:“你如果那时候再听话一点,就能走清华了。”清华北大高于一切,只管学校不管专业,这是典型的衡中思维。黎方谈起这事时,露出难以掩饰的轻蔑神情。

我们在中科大见到了“出狱”后的黎方,彼时他正在主导一个投入上百万的科研项目。幸运的是,摆脱极端疯狂恢复理性平静后的黎方,发现自己依然还是热爱物理。


如果重来一次

2014年夏天,高考完的林禾青重回衡中,她的身份是高考状元,任务是给高三的学弟学妹做分享。

以衡中的标准来衡量,黎方和李翰,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本应该考上清华北大的。

林禾青则是成功者。

在衡中,分析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最通用的逻辑是“成王败寇”。

“如果我没有考好,他肯定会说,你当时不听我的话你活该吧?但是最后我考好了,就会说这个孩子很有自己的主意,很乐观心很大。”林禾青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坦诚。“高考之前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这次考第一的下次可能考三百。所以我觉得高考,运气的成分很大。”

高考之后,林禾青成为衡中的骄傲。像所有衡中的高考状元一样,她获得了中国奥运冠军式的荣誉和褒奖。让我惊奇的是,她清晰的自省力,和对待过去记忆的诚实,没有被“胜者”的身份模糊掉。她对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深入的反思。

林禾青回溯高中年代:“我始终在摸索,自我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我不甘心把自己缩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五点半起床,跑步,读书吃饭,吃完饭继续读书,吃饭,睡觉,睡完觉继续读书,读完书又睡觉……这样的三年对我来说,太无聊了。我还有精神世界、自我发展和人格健全。我试图找到一个界限,在这样的氛围和管理中,我能够得到的自我到底有多少?”

她渐渐发现,摸索就会越界,越界就会冲突,冲突就会受伤。和环境抗衡,受伤的永远是自己。

每次违纪被叫家长,她都会怀疑自己的人品,怀疑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个不孝女。衡中最令她畏惧的是,每一个小小的行为都可以和很大的东西挂钩,上升到人品问题。以至于你上课偷喝牛奶影响到你父母的幸福,你睡觉翻一个身也会影响到你室友的人生。

“我并没有找到那个最大的界限,最后我变成了那个最小的我。”

那个班会课上躲在书堆后面学习的,那个考了前30还不去吃蛋糕的林禾青,并非从一开始就明确“我要为了自己学习”。经过很久的思考和挣扎,她才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又为什么要学习。

她设想了另一个情境,如果自己不在衡中,而是在一个普通的高中,那么她肯定会像初中的时候一样,比其他同学都更努力,她是一个并不缺乏自制力的优等生。但是为什么到了衡中,她成了一个叛逆者?

林禾青给了这样的答案:“在衡中,我表现出对学习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因为我想要与这个压迫我的环境去抗争。如果你要抗争这个环境,就要抗争这个环境中最强大的东西,那就是学习。这个环境和制度,从上到下,都告诉我要学习,我就只想,我不听你的,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反抗,我不学习。”

“但是我忽视了一点,学习对我本身来讲是重要的,我自己是想学习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那时叛逆,但是很多东西看不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抗争。”

时间逼近高考,她不再“为了抗争而抗争”,开始“为了自己而学习”。她尽量不理会整个环境的影响,并最终证明了自己。

站在台上,林禾青发现,她看着台下的这些人,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不要跟环境抗争,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高三。那个时候她明白了当初老师们对他们说那些话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习。

她把很多话,换了一个说法,讲给学弟学妹们听。她告诉他们:“我高二的时候也总是违纪也很叛逆,因此我很痛苦,影响了我的学习,所以希望你们高三规规矩矩的,不要像我一样痛苦。”

“如果让你重新过一遍这三年,你会规规矩矩的吗?”

 “不会。”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因作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王露晓、张紫璇,曾为衡水中学学生

(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 | 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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